从墓地回来之后，奶奶和我们一起在楼下吃了饭，后来她感到不舒服。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和倪尔君正说笑着，突然，她恶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马上把头耷拉到了胸前。我们搀着她的胳膊把她扶到楼上，让她躺下，在她的手腕和太阳穴上抹了点倪尔君带回来的花露水。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抽了饭后的第一支烟。得知奶奶的情况并不严重之后，我就坐上那辆一直暴晒在太阳底下的阿纳多尔车出了门。我没有走主干道，而是走的达勒加路。这条路特别给铺上了柏油。樱桃树和一部分无花果树还留在原处。小时候我们常和雷吉普一起在这里捉乌鸦，或者来这儿闲逛。我曾以为是个客栈的那个地方应该还在下面。山脊上建了许多新的街区，还有一些正在建造中。我没在达勒加看见什么新鲜事物：还是那座已经建了十年的阿塔图尔克雕像!
到了盖布泽我直接去了县长那里。县长已经换人了。两年前，这张桌子旁坐的是一个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人，现在则是一个不停地在忙碌的年轻人。我甚至都没有必要像我事先计划好的那样，为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包里掏出我在学院发表的晋升副教授的论文给他看，告诉他我以前也进过档案室，也没必要告诉他我已故的爸爸也曾当过县长。他叫来一个人，让我跟他走。我和他一起去找勒扎，勒扎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但没找到，他去诊所了。我想在他回来之前我就在市场上这样走一走吧。
我从一个垂着许多荨麻的狭窄缝隙钻了过去，到了市场上。我先是往下走着。街上什么人都没有。一条狗在柏油路上瞎逛悠，铁匠铺里有个人正撬着煤气罐。还没看看文具店的橱窗我就转过了身，躲在商店前面那片窄窄的阴影下面走着，直到看见了清真寺。然后我又转过了身，走开了，在小广场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坐下，喝了一杯茶来驱赶自己的困意，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咖啡馆里的广播，努力去忘记这种炎热，没人注意到我，所以我觉得很惬意。
我回到县政府的时候勒扎已经回来了，一看到我他就想起来了，而且很高兴。在他找到钥匙之前，我必须递交一份申请。我们一起下了楼。他打开门，我马上就想起了霉菌、灰尘和潮湿的味道。擦掉旧桌椅上的灰尘时，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后来他留下我一个人走了。
盖布泽的档案室里没有太多的东西。实际上，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镇子里曾有过教法官这一职务，但极少有人知道并对它感兴趣，这就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当时留下的文件中的一大部分，后来都被送到了伊兹密特（当时被叫做伊兹尼克密特的一个地方）。这些被遗忘的诏书、地契、法院案卷以及小册子混杂在一起摞在了那些箱子里，就这样一直呆着。三十年前，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努力想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满怀共和国初期特有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民族主义激情，但他后来厌倦了。两年前，我想在他半途而废的地方继续下去，但才一个星期我就退缩了。当一名档案管理员比当一名历史学家更加需要心态平和。今天，喝过点墨水而又能够如此心态平和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我的高中老师就不是这种人，他在档案室里的时候立刻就有了写一本书来评论的欲望。在这本书里，老师除了提到他自己的生活逸事以及他所认识的盖布泽人，还提到了以盖布泽的名胜古迹著称的一些有名的地方，我记得和塞尔玛吵架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那本书来消遣一下。后来我跟学院里的一些同事提到了这本书，他们一起给了我一个相同的回答：不会的，盖布泽不可能有那样的文件!我不吭声了，他们还向我证明，在盖布泽甚至连档案室都不会有。
对我来说，在一个连专家们都相信不存在的地方工作，比在总理府档案室和一群互相妒嫉的同事一起工作要令人开心得多。那些被弄坏的纸片上有许多黄色的斑点，发了霉，还皱皱巴巴的，我一边闻着它们的味道一边品味着。看着看着，我觉得自己似乎亲眼看到了写这些纸片的人，让人写这些纸片的人，还有那些自己的生活和所写的东西有一丝联系的人。也许我到档案室来，并不是为了追踪那场去年我以为自己看到过的瘟疫的踪迹，而是为了这份心情。随着我的翻阅，那褪色的纸堆开始慢慢地分开了。越是看下去，分开的纸堆中几百万份以前的错综复杂的生平和故事就会突然在我脑中变得清清楚楚，就像长时间的轮船旅行之后，一路上都让你们感到窒息的迷雾会散去，一块陆地连同它上面的树木、石头和鸟儿会突然清楚地显露出来，让你们对它赞叹不已。那样一来我就会非常高兴，就可以确定历史就是活跃在我脑海中的那五颜六色、充满生活气息的东西。要是他们说你讲讲那是什么吧，我可讲不出来。事实上，不久它就会留下一股奇怪的味道，消失不见。我怕那样一来自己会陷入绝望，我想要再想想那个会消失不见的东西。我想抽根烟努力再把它找出来，但天杀的，这种地方也是禁止抽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