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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川本三郎，因为朝霞自卫官杀害事件新闻取材，采访了杀害自卫队军官的思想犯，冒着被捕入狱的风险，坚持保护消息来源，因而失去新闻记者工作。后来他在其著作《我爱过的那个时代》，写下这样一段话：时代一点都不温柔。那个时代的象征，说起来就是经常在下雨，路障底下都会淹水。因为时代一点都不温柔，所以才反过来追求”温柔“……在现实中的理念，暴力这东西成了非暴力，非暴力的东西却成了暴力，当下存在着'温柔'的悖论。我们在戴头盔和持棍棒的暴力学生中看到真正的温柔，在高举反对暴力常识性标语的一般学生和本科当局，或媒体和舆论中，反而看到暴力。
平日正午，看完电影《流麻沟十五号》走出戏院时，长达一周的雨天依然让台北街道湿漉漉，我想起川本三郎书中的这段话。看电影之前，有很多人担心，电影最后跑字幕的时候，突然松了一口气，一时之间，自己也不知道松一口气是为何，可能是安心或放心吧！我没想到是这样一部电影，我原本以为有更具象的控诉，有好人与坏人，有力度很重的眼泪与悲伤，但是没有。电影极其温柔，温柔到恶人也有可怜之处，而良善的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还想要保护对方。 看这种题材的电影，最难回答好不好看。好看与否跟个人想要从电影取得的什么回馈有关。很好笑、很好哭、很刺激，或是因为有自己钟爱的演员或偶像参与就觉得其他构成电影的要素完全不重要了。在这种状况之下，要说好看或不好看，真的很难。我对电影出现的那些角色一点都不陌生，虽然对白色恐怖的认识与研读即使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但是就整个年岁的纵深来看，还是来得有点晚。像我这样在戒严时期受教育的时代，历史课本不会告诉我这些，长辈或基于恐惧往往闭口不谈，即使公元2000年前后在找寻史料的过程还是有点吃力。有一年我几乎每周都去南京东路的吴三连基金会图书室与中国台湾图书馆，那时惊觉许多口述历史早已开始，甚至整理成册。 每每进入图书室的时候还是白天的灿烂天光，离开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我常感觉书里那些受难者跟着我回家，惟不觉恐惧，我不至于胆大到没有察觉心境与周遭气氛的异样，但是将那些故事消化之后再写成文字，才理解超越恐惧之外的，其实就是温柔。或有评论认为电影凭什么去诠释历史，写出这样评论的人，或许未曾有过阅读受难者或受难家属口述历史的经验与动机。某些角色已经很明显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如丁窈窕、蔡瑞月、王荆树，更多角色的身上起码都挂着一到两位真实受难者的容貌。我反倒觉得编剧和导演选择了温柔的手段与视线，平静去诉说一个个从人性的勇敢与脆弱出发的故事，没有评断，让观看的人自己去消化。 然而电影具象的画面还是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阅读舅舅的回忆录《青岛东路三号》，从最早的版本《霜降》到出版当时的校对稿，已经好几次了，但是看到他书中所描述的，在燕子洞看蔡瑞月跳舞，伙房采购的时候捡到剪报知道韩战的进度，听说火烧岛居民被警告这些思想犯比杀人放火还要恐怖，以及去海边敲打很重的石头回来盖监狱关自己。原本透过文字想象的画面，到实际坐在影厅目睹的画面，仿佛看的不是电影，而是身历其境。川本三郎借用了切格瓦拉的一段话：让所有对任何不义之事气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来，这温柔，可能比他们的zz行动本身拥有更长的生命。川本三郎延伸出了切格瓦拉那段话，认为对任何不义之事气愤填膺的温柔，其实就是追求正义的心。 每次有这类题材的戏剧出现时，都希望各种讨论不会是昙花一现，即使是意见相左，倘若可以心平气和，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改变。而今我们在网络上以各自坚持的想法去争辩或互相说服，并不会被送去火烧岛思想改造，我想起电影之中的严水霞写给杏子的信，牺牲，会带来力量。当牺牲来临时，我们微笑以对，因为这是反抗的最高境界。时代一点都不温柔。对任何不义之事能够义愤填膺，甚至做出牺牲，而今看来，却是那幺巨大的温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