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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之谜(2)

时间:2008-09-09来源:百家讲坛(郑州) 作者:段战江 点击: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正始八年,京城的政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气象。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开始尖锐激化,此时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涛,还有阮籍等,都前后托辞隐退。嵇康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退隐到河内山阳(今河南焦作),继续他的田园竹林生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何晏及其党羽都被诛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拉开了魏晋政权长达17年的嬗变交替序幕。

在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而全者”的非常时期,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都是走的这条路。这些人后来不但都得以保全性命,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么?其实,嵇康只是曹氏宗室一个并不重要、也没实力的分支,无论是对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团,还是对蠢蠢欲动的曹氏集团,他这个曹家女婿都没太大的分量,他本人也不可能太把这个身份放在心上;再者,有关他的史料里,也找不到他有支持曹氏集团的证据,何况在他死前,至少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天下,如果他简单摆个姿态,继续当他的散官,也没什么不妥。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28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入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一类是游戏人间,“傲睨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消极出世,“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作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作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妥协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与不合作间进行抉择,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合作。因此,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几欲疯狂、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不是现实不容他,而是他不容现实。需要补充的是,嵇康选择隐居,也并非只是消极避世或保全自己,尚气任性的嵇康绝非胆小之人,要不他也不会那么痛快、那么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也自知“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可每次他还是“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是非好恶,一吐为快。

虽然说他的高傲和自恃只是一种肯定生命、绽放激情的姿态,然而,他这种性躁气盛的本性和强悍激烈的人生态度,又与他理想中的玄学人格有着严重的冲突。因此,他总是容易爆发,也容易后悔。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性格修炼还是很有成效的。譬如他的兄长就夸他“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他的朋友王戎也曾回忆说和他相交的20年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当然,他也有把控不住的时候。譬如与他契若金兰的好朋友山涛(字巨源),出于好心,想推荐他出仕为官,他听到消息后非常不高兴,马上写信拒交。在这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一开头就对朋友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怪他不懂自己,甚至用尖刻的比喻,说山涛是“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就拉祭师来帮忙”,目的是要他也“手执屠刀,沾上一身腥臊气”。另外,他还在文中详陈自己“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等毛病,并指出自己向往的是“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恬淡生活。

最后他还特别强调,朋友相知,应“贵识其天性”,而不能强人所难,而让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说服朋友的同时,还不忘用“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的刻薄话揶揄朋友。在别人眼里,他这样做,就是不识好歹,白费了朋友一片苦心。而在后世看来,这封言辞激烈的信,更像是嵇康有意而为之,意在高调向司马氏集团发出明确不合作的信号。可我以为,嵇康心性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不需要,虽说他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因为嵇康那些关于时政的议论文章,如《太师箴》、《卜疑》、《管蔡论》等,都火药味十足,也都可以算是宣言书了。再者,虽然他怪山涛不了解自己,可他对于这位性情“如璞玉浑金”的巨源兄,还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嵇康死前托孤于他便是明证)。如果这真是一封有挑战意味的宣言书,山涛也不会主动向上级报告,而陷朋友于不义。简言之,这封信只是嵇康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臭脾气作怪罢了。

虽说嵇康也知道这样乱发脾气不好,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对时政的评判依然尖刻如故,激烈如故。对此,我们不能总结说嵇康胆子大、有勇气,有魄力和司马氏对着干。嵇康并不傻,也不想急着找死。他之所以这样率直,除却禀性原因之外,可能还与他对当局的态度误判有关。在他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都是缘于涉世太深、名利心太重的缘故。如果远离政治,置身于事外,只是纸上清谈,过过嘴瘾,个人的安全还是应该有保障的。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那一位名士是因为言论罪或思想罪被砍头的。显然,他是太乐观了。

为了刻意树立出世的形象,嵇康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都会提及自己齐物逍遥、飘然世外的个人理想。他最渴望的是“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神仙境界。史书上说他几次求仙不得,便转而凭借一种叫五石散的古代迷幻药,去寻找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感知大门。

所谓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中药散剂,据说是由医圣张仲景发明,本是用来治疗伤寒的,后经人加以改造,成为一种专供上层人士享用的高级“毒品”,在当时特别流行。这服药性子燥热,服用完后红光满面,皮肤也会变得娇嫩,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的奇药。另外,服用五石散,还会刺激神经,人为地诱发一些激烈的情绪。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说道:“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这里虽说形容的是嵇康的创作风格,可我以为,他那种“直性狭中,遇事便发”的激烈性格,以及创作激情超乎旺盛的背后,隐隐约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嗜药的影子。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矛盾的性格和坏脾气了。

除却引发性情大变外,嗜药的另一大副作用便是由于服药后身体燥热、皮肤娇嫩而不得不穿“轻裘缓带,宽袍大袖”的衣物,以防磨伤皮肤。甚至因为害怕过敏,澡也不能常洗,衣服也不能常换,由此可以推断,嗜药的嵇康之所以“蓬头垢面,土木形骸”,除却天性懒惰的原因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对于嵇康而言,五石散又并非一个麻醉自我、制造快感的简单工具,它还是颇有情趣、能够直达“精神伊甸园”的“通灵”载体。正如他在《养生论》里所言:“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在“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的精神世界里,他终可以轻易超越一切人为的恐惧和怜悯,无所顾虑地快意放马,了无牵挂地随意驰骋。

[NextPage嵇康被杀之谜]

嵇康被杀之谜

——他为什么一定死?

嵇康是被冤死的,还是被害死的,这是个问题。

按《晋书·嵇康传》里说法,他是因朋友吕安不孝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后又被不小心得罪的小人钟会构陷,才被司马氏政权所杀。

令人费解的是,孝与不孝,都是家事,身为外人的嵇康,又何罪之有?再者,司马氏虽然冷血嗜杀,可绝不昏庸,耳根子也绝不会软到随便听信谗言。那么,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得从吕安一案说起。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字长悌),兄弟俩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不但有才,而且讨的媳妇也非常漂亮。不料,人面兽心的吕巽却无耻地打起弟媳的主意,“使妇人醉而幸之”。事发后,吕安非常愤怒,找到嵇康倾诉心中苦痛,并准备到官府状告其兄的恶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此嵇康是感同身受,因为他就曾因为和侄子关系搞得不好,而避居过河东。因此,对于繁琐的家庭纠纷,对于吕安无边的愤怒,嵇康都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可身为两人的好朋友,考虑到这样的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因此他决定好好调停。嵇康一边要求吕巽“以子父交为誓”,保证“永不加害吕安”;一边语重心长地安慰劝解吕安,结果是“都遂释然,不复兴意”。然而,可恶的吕巽却不守承诺,暗地里告发兄弟吕安不孝,曾虐待过母亲,并要求将其治罪徙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吕安是吕巽的庶弟,吕安为偏房所生,家庭地位自然要低一些。根据合理的想象,性烈如火的吕安可能受不了正房吕巽母亲的窝囊气(很有可能就是吕巽非礼弟媳后,吕母还替亲生儿子说话),曾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如果吕安没有这个授人以柄的问题,嵇康也不会要求吕巽发重誓保证不去加害吕安。

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大很重的罪名。因为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是以“不忠”篡权立朝的,自然不好意思宣扬“以忠治天下”,所以只好极立宣扬“圣朝以孝治天下”。魏晋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孝罪往往要重判,轻则徙边流放,重则弃市砍头。在当权者眼里,与吕安虐母的大不孝罪名相比,吕巽的淫乱失德倒显得无足轻重,何况吕巽还反咬一口说是吕安诽谤自己。于是,吕巽安然无恙,吕安反倒锒铛入狱。

在这个兄弟聚讼的事件中,无论是受害者吕母,还是旁证人家仆,肯定都站在吕巽一边,何况吕巽还“上头有人”,和当时朝廷的政治红人钟会打得火热,也早就关照过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早已定性,对此吕安满腹委屈,却百口莫辩。此时唯一能替吕安说话的,也只有挚友嵇康了。嵇康果不负朋友厚望,在案子审理的过程中,挺身而出,极力替朋友辩解。同时,嵇康还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以“绝交不出丑言”的君子风范,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的愤慨和失望。

且不论吕巽的好歹,因不孝罪而徙边已是朝廷对吕安一案定下的调子,不容改变。如果吕安死心认命,那么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忿懑满腹的吕安又岂能认命?他在流徙的路程中,又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的大不敬字句。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满纸书生狂语,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可在当权者以及别有用心者的眼里,却不亚于一封要进行谋反的战斗檄文。那么,一封私人信件的内容怎么会很快就被统治者知悉呢?而且偏偏就是吕安写给嵇康的这封呢?想来中国从事告密的工作者,历来总是颇有效率的。或者说,这原本就是一个预谋已久、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最终猎杀的目标就是嵇康?

对此我们不能随意猜想。不管如何,这个案件因为吕安一书而峰回路转,性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吕安又被抓回京城,嵇康也随之入狱。如果说起初以“不孝者的同党”为由抓捕嵇康,估计会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现在好了,这个案件已经上纲上线了,严重到涉及国家的安全大局了。

案件的人为升级,和一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神神秘秘的钟会。

起初吕安一案被立案时,吕巽托关系、走后门的对象就是钟会,后来嵇康被捕入狱,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钟会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魏志·钟会传》里毫不避嫌,明确指出:“(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至于钟会为何要加害嵇康,《晋书·嵇康传》里总结说是缘于钟会的小心眼。那么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么?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而且年少得志,19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29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活脱脱一个天才级的“政治动物”。虽说出身高贵,官位显赫,可在文学才情方面,对于仅比他长两岁的嵇康,钟会还是敬佩有加,甚至到了不敢与之面对面交流的地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当初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结果是嵇康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不“难”一下,也不“辩”一下,甚至一句品评的话都没有。钟会的自尊心也因此大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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