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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素英来说，放荡（卖淫）、 犯罪（杀死父亲）和反社会（抛弃孩子）， 成为了她获取「自由」， 也就是脱离一切强加于她的被动状态的唯一选择。 “雌性先是被侵犯，随后被异化…当受精卵在**中着床，并在其中发育时，女人经历更为深刻的异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I》 导演是枝裕和说，在《小偷家族》里 讲述了没有生育的女性想成为母亲。 而在《掮客》里， 则是生了孩子的女性， 没有做好准备成为母亲。 两个女性角色就像是一对姐妹， 他希望在电影中，持续探索问题的答案。 导演希望去反思， 人们对于抛弃孩子的母亲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Part 3: 大写的母亲，小写的身体 ——对母亲的赞颂，对身体的控制 何为大写的母亲 Mother ？ 母亲不是一种天性。 它是一个动词，它总是涵盖着某些行动与状态（生育、哺育、养育……）； 它是被政治与经济多元决定的话语、图像、技术等等，所共同塑造的集合体； 它是一种可被操纵的模式—— 即私有制将社会的责任转化为家庭的责任， 而家庭意识形态又将家庭的责任转化为母亲个人的责任。 「母亲」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被动的。 对母亲这一社会职责的肯定， 总是伴随着一种模式的确立，一种判断的标准。 她会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被期望可以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会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无酬劳的、家庭内部的劳动——这被赞颂为「无私奉献」， 她也被期望可以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家庭劳动…… 而大写的母亲——也就是集体意识上的母亲， 否定着所有无法遵循以上条款的个体。 而这种被融入集体意识中的后天价值判断， 使每一位仍然希望成为母亲的个体， 时时刻刻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自我的忏悔， 以辨别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而无法承受这一强迫， 或因为物质条件的压力， 而将自己贬损为无法完成这些指令 并放弃这一职责的个体 ——就像影片中的素英那样， 将迎来社会道德（有时甚至是法律）的审判。 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 为何小写的身体 body ？ 大写的母亲先于身体存在， 因为它不以每一个女性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相反，大写的母亲塑造着每一个主体的认知， 并且作为一种身体的配置（dispositif） 和一种名为「母亲」的技艺（technique）， 管理及规范着她们的身体。 以现代社会中备孕–怀孕–待产–产后护理–哺育等 这一系列的技术环节为例， 每一环节都要求着身体的顺从， 因为这都是「为了你和孩子好」。 这些程序保证着每一细节都可以被量化、被控制， 从而使母亲这一技艺得以被规范地操作。 而脱离了这一程序的母亲，则是非正常的母亲。 因此，由怀孕者自己决定 是否终止妊娠*（rènshēn）即堕胎的自决权， 在治理人口的管理者——或用福柯的比喻：牧羊人——的眼中， 始终是一项难以控制与操作的未知因素， 因而被视为对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节育环这一装置——即对身体的管制， 是管理者强加于个体的最直接体现。 而当代社会中， 堕胎权所引发的争议与对峙，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纷争—— 即现代管理者想让它看上去的那样。 Part 4: 现代女性、母亲与家庭的更多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堕胎是对身体的控制， 但强制堕胎，就像影片中的那位父亲/嫖客 和他的遗孀所做的那样，都是对身体的控制。 “自然只有被人的行动重新掌握，对人才有实在性：人自身的本性也不例外。” ——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I 》 素英在嫖客和嫖客妻子， 以及社会舆论对她的身心控制之下， 她是无法，也没有可能 从女性自然地转向母亲这个角色的。 一切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管制的， 她为了获得个体的自由， 只能选择打破社会规则。 在影片的中段， 素英遗憾地说如果早些遇到“你们”就好了。 在她的本能意识或者说社会常规的情况中， 「母亲」只可能是她一个人肩负的重担， 她从未想过，还可以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抚养孩子。 而《掮客》的结局，导演正是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把母亲的责任从一个特定的女性身上卸下来， 由更多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人一起共同抚养。 正如影片中的警察、领养失败的夫妻和婴儿中介们。 在电影映射的当代社会， 素英重获主体的自由， 卸下被动责任的同时， 冒着可能再无法见到孩子， 以及被社会规训的风险和代价。 也许是枝裕和导演是想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去重新思考， 每一个遗弃孩子的女性， 是否该被简单地 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角度去批判。 在这里我们先放下 卖淫少女、男性避孕、 女性堕胎、父亲的消失等等争议性话题。 单纯地从悲剧已经发生， 亦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 女性被动成为母亲的境遇来思考。 更多的社会主体——即我们， 是不是可以填补社会对未婚女性怀孕、单身母亲的边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