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明白的不容置疑的理由，自然是没法与他再说了。
“而且，”他接着说，“那些庄稼人不是东西着呢，很令人头痛。尤其是那边的两家；先父——祝他升天堂——在世时就讨厌他们，挺讨厌他们。对您说吧，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老子是贼，儿子必定也是贼；有什么法子呢……唉，遗传呀遗传，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坦白地对您说吧，我把那两户中没有轮到的人都送去当兵了，把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拆散开来；可也根除不了，有什么办法？他们能繁殖着呢，这些可恶的家伙。”
此时周围全然寂静下来了。只是有时吹来一阵阵晚风，每当一阵风停息在房子近处时，从马厩那边频频响起的有节奏的鞭打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斟满茶的碟子端到嘴边，而且已经张开了鼻孔——大家都知道，地道的俄罗斯人都是先张开鼻孔才喝茶的——可是他停住没喝，侧耳倾听，点了点头，然后才呷了一口，就把碟子放到桌子上，露出最慈祥的微笑，似乎不由自主地应和起那些鞭打声，喊着：“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这是按我的吩咐，在那边惩罚一个调皮鬼……就是那个在餐室里干活的瓦夏，您知道吗？”
“哪个瓦夏？”
“就是头些时候侍候我们用餐的那个，长一脸大胡子的。”
无论怎么愤慨，也抵抗不住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那明亮而柔和的目光。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干吗这样盯着我看，难道我是个坏蛋吗？惩罚是出于爱护嘛，您是懂得的。”
过了一刻钟，我便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辞了。我乘车经过村子时，瞧见了那个餐室听差瓦夏。他在马路上走着，一边咬着核桃。我让车夫勒住马，唤他过来。
“喂，伙计，你今天挨打了？”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反问说。
“是你家老爷对我说的。”
“是老爷亲口说的？”
“他为什么让人打你呢？”
“我是该挨打的，先生，该挨打的。我们这儿不会平白无故惩罚人的；我们这儿不会这样做的——确实不会。我们的老爷不是那号人；我们的老爷……全省都找不出他这样的好老爷。”
“走吧！”我对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呀！”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琢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