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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电影《教父》上映50周年。距离三部曲的收官作《教父3》的上映，也已经过去了32年。隔着几个10年重看这三部科波拉的代表作，我们很难不承认《教父》系列已经无限接近于一种“理念”性的黑帮电影。
这里的“理念”挪用的是柏拉图的概念：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经过普遍抽象后形成的共识，而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对这种理念的摹仿。创造者——无论是造物主，还是凡人——都是依循着理念的原型创作出事物，因此有神圣的原型、神圣的摹仿物、人工的原型、人工的摹仿物。 《教父》系列，正因为其经典性和时代因素，成为了黑帮这一理念的“神圣摹仿物”，和万千黑帮电影后来者的“人工的原型”。 与死亡如影随形的橙子、以派对开篇而以屠杀结尾的结构、强调明暗对比的室内光影、充满怀旧情怀的背景音乐、随代际相传的称号和口头禅……《教父》系列的视觉与叙事风格本身就是高度符号化的。这些符号帮助观众理解与代入本来就高度情节化、商业化的剧情。复沓的风格把充满偶然性的情节拔高到宿命论水平的同时，也使这部电影更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认定为一种范本。 作为一种类型片的原型，《教父》系列已经被无数人注视过、讨论过、写作过、摹仿过。没有什么细节不曾被挖掘咀嚼，也不必反复证明它的伟大。因此，这篇文章试图提供的仅是一些“后见之明”。所谓“后见之明”，就是一些唯有隔着时空才能意识到、或者变得更加明显的意义。与其说是评论《教父》，这篇文章讨论的其实是：《教父》上映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世界在电影里、在电影外、在看电影的人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够效率的人情交换：从科波拉到斯科塞斯 50年后再看《教父》，首先浮现的“后见之明”，是这部电影彰显着一种正在消逝（如果尚未殆尽）的时代精神。这当然是一个关于暴力和欲望的故事，但它更关于体面，关于义气，关于忠诚，关于人和社区的关联。这些概念和欲望媾和，成为欲望的源头、约束着欲望，也被欲望侵蚀破坏。 “讲道理”，是马龙·白兰度饰演的老教父的口头禅，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也最终继承给了他的儿子，二代教父麦克·柯里昂。教父式的道理本质上是“等价交换”：每部电影的开头，结婚典礼、生日、开工仪式，表面上提供一种热闹的群像，本质上无一不成为了教父家族资源置换的场所。他们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解决委托，以延展权力网络。 贯穿三部曲的资源置换中，最先声夺人的可能是《教父》甫一开头，老教父为了威胁电影公司的老板，让他在醒来时发现床上出现一只鲜血淋漓的马头。而最清新的一桩，则是《教父2》的回忆视角中，老教父在青年时为女街坊解决的房租涨价问题。当时还很稚嫩的维托·柯里昂在办公室里接待访客，比起黑帮更像街道主任。下一个镜头里，他在街头和房东试图谈判，言语间甚至有些犹豫和不确定。 这种等价交换当然既不精致，也不正确。在或大或小的案例中，它以暴力和威胁为底层逻辑，让柯里昂家族立身于阴翳之中，即使麦克一直想要金盆洗手。片中也出现过对于“道理”的直接嘲讽。《教父3》中，凯嘲讽自己的丈夫麦克：“你不是最喜欢讲道理吗？” 但如“教父”这个称呼暗示的，柯里昂家族的立身逻辑，在以欲望为内核运转的人物关系间，始终留有一丝人情。情和利被糅在一起，像《边境风云》里的台词：“这不是治安问题，是感情问题。” 这让如今的我们再看老教父和他的“道理”时，会有一种遥远的怀旧情结。因为本质上，它还是提供了一种最朴素的规则，或者至少是一种信念：虽然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世界至少在按照一种固定的逻辑运转。围绕着“教父”这个称号搭建起来的，是一个至少闪现着尊重、敬意、互助、温情、披着“大家长”外衣的社群。当然，这些关键词中不包含“合法”。 需要注意的是，在《教父》三部曲中，这种“道理”并非是一种固若金汤的家传。实际上，它持续地遭受挑战和演变，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利益分歧逐渐出现在家庭内部。最标志性的事件是《教父2》中麦克因为担心遭遇背叛，而下令枪杀亲兄。这成为延绵麦克后半生的遗痛。没有任何事件比手足相残更能体现出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然而我想说的是：在电影之外的这数十年间，我们甚至能感到，世界在以比《教父》系列更快的速度加快崩落。那些后来的黑帮电影或许能够佐证我的观点，比如和《教父3》同年上映的《好家伙》。 尽管《教父》的尾声已经呈现出一幅被欲望侵蚀得满目疮痍的景象，马丁·斯科塞斯的《好家伙》还是更彻底地剥除了浪漫主义的外壳、潜入欲望深渊：教父式的家庭、同乡关系消失了，只剩下背景模糊的个体之间的短兵相接；在道德和利益边缘的徘徊消失了，只剩下被兽性支配的对血和钱的欲望。可以在喧嚣的夜总会大声说笑的间隙，猝不及防地射杀侍从，只因为对方倒酒太慢。互称“好家伙”（good fellas）的帮派弟兄，也可以在对方失势的第二天就落井下石。 比“讲道理”更简单粗暴的行为动机出现了：一切向钱看。《教父2》上映3年后，电影《华尔街》已经展示出资本市场对白手起家的美国梦发起的首轮冲击。华尔街的代言人喊话：“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这喊话在当时石破天惊，在如今已经稀松平常得像公理。在这种高速运转的资本社会里，谈人情自然低效得让人难以置信——你很难想象任何21世纪的黑帮老大要先预支服务，多年后才对乙方提出需求：让殡仪馆老板给他被射得满身是孔的长子整理遗容。 也就是在稍晚点的时刻，在黑帮电影的另一个重要生产地，香港，类型片代表人物从吴宇森换了杜琪峰。前者上映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喋血双雄》还只是在无奈“这时代变了，没什么人讲道义了”，但最后关头，毕竟还是喊出了一句带血的“做狗也要齐整一点！”而到了新千年，后者的《黑社会》上映时，观众只能看到血腥而残酷的权力斗争尘埃落定之后，帮派老大在其乐融融的度假中，几铁锹把毫无防备的老二拍死。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今天我们看《教父》时已经蒙上了一层怀旧的光晕：彼时那场把欲望推向极致的盛宴，如今看来居然只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古典小菜。比剧情更荒谬的，只有银幕外的世界。 把根源思维连根拔起：他的身上活着一整个西西里 关于《教父》系列的第二种“后见之明”，来自于身份政治和移民视角。又是一个在最近的十年间被重新审视的重要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