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并不是他生病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完全不省人事：他在发烧，说胡话，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以后他记起了许多事情。一会儿他好像觉得，有许多人聚集在他身边，他们想要逮住他，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为他争论得很激烈，还争吵起来。一会儿突然只有他一个人在屋里，大家都走了，都怕他，只是偶尔稍稍打开房门看看他，威胁他，相互间不知在商量什么，他们还在笑，在逗他。他记得娜斯塔西娅经常在他身边；他还认出了一个人，好像是他很熟的一个熟人，可到底是谁，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此他很苦恼，甚至哭了。有时他好像觉得，他已经躺了一个月的样子；有时又觉得，还是在那同一天里。但是那件事——那件事他却忘得干干净净；然而又时刻记得，他忘记了一件不能忘记的事，——他苦苦回忆，极其苦恼，痛苦不堪，呻吟，发狂，或者陷于无法忍受的极端恐惧之中。于是他竭力挣扎着起来，想要逃走，可总是有人制止他，强迫他躺下，他又陷入虚弱无力、昏迷不醒的状态。终于他完全清醒过来了。
这是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上午这个时候总是有一道长长的阳光照射到他右边的墙上，照亮门边上的那个角落。娜斯塔西娅站在他床边，床边还有一个人，正在十分好奇地细细打量他，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这是个年轻小伙子，穿一件束着腰带的长上衣，下巴底下留着小胡子，看样子像个送信的。女房东正从半开着的房门外往里张望。拉斯科利尼科夫欠起身来。
“这是什么人，娜斯塔西娅？”他指着那个小伙子问。
“瞧，他醒过来了！”她说。
“醒过来了，”送信的回答。从门外偷看的女房东猜到他清醒过来了，立刻掩上房门，躲了起来。她一向很腼腆，怕跟人说话和作解释；她有四十来岁，很胖，满身肥肉，黑眉毛，黑眼睛，由于肥胖和懒洋洋的，看上去似乎很善良；甚至长得还挺不错。却腼腆得有点儿过分。
“您……是什么人？”他对着那个送信的继续询问。但就在这时房门又大大敞开了，拉祖米欣因为个子高，稍稍低下头，走了进来。
“真像个船舱，”他进来时高声说，“总是碰到额头；这也叫住房呢！老兄，你醒过来了？刚听帕申卡说的。”
“刚醒过来，”娜斯塔西娅说。
“刚醒过来，”那个送信的面带微笑，附和说。
“请问您是谁？”拉祖米欣突然问他。“我姓弗拉祖米欣；不是像大家叫我的那样，不是拉祖米欣，而是弗拉祖米欣，大学生，贵族子弟，他是我的朋友。那么，您是哪一位？”
“我是我们办事处的信差，商人舍洛帕耶夫的办事处，来这儿有件事。”
“请坐在这把椅子上，”拉祖米欣自己坐到桌子另一边的另一把椅子上。“老兄，你醒过来了，这太好了，”接着他又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已经是第四天了，你几乎不吃也不喝。不错，拿小勺喂过你茶喝。我带佐西莫夫来看过你两次。你记得佐西莫夫吗？他给你仔细作了检查，立刻就说，不要紧，——可能是受了点儿刺激。有点儿神经错乱，伙食太差，他说，啤酒喝得太少，洋姜也吃得太少，于是就病了，不过没关系，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佐西莫夫真是好样的！开始给你治病了，而且医术高超。啊，那么我就不耽误您了，”他又对那个信差说，“能不能说说，您有什么事？你听我说，罗佳，他们办事处已经是第二次来人了；不过上次来的不是这一位，而是另一个人，我跟那人谈过。在您以前来的是谁啊？”
“大概这是前天吧。不错。这是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也是我们办事处的。”
“可他比您精明，您认为呢？”
“是的，他的确比我更懂业务。”
“很好；那么请您接着说下去。”
“阿凡纳西-伊万诺维奇-瓦赫鲁申，我想，这个人您听到过不止一次了，应令堂请求，通过我们办事处给您汇来了一笔钱，”那个信差直接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如果您已经清醒过来了——就要交给您三十五卢布，因为谢苗-谢苗诺维奇又接到了阿凡纳西-伊万诺维奇应令堂请求、按上次方式寄来的汇款通知。您知道这件事吗？”
“是的……我记得……瓦赫鲁申……”拉斯科利尼科夫若有所思地说。
“您听到了：他知道这个商人瓦赫鲁申！”拉祖米欣大声喊了起来。“怎么会不醒呢？不过，现在我发觉，您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哈！聪明话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愉快。”
“就是他，瓦赫鲁申，阿凡纳西-伊万诺维奇，有一次令堂也是通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给您汇过一笔钱来，这次他也没有拒绝令堂的请求，日前他通知谢苗-谢苗诺维奇，给您汇来三十五卢布，希望会有助于您改善生活。”
“‘希望会有助于您改善生活’，您说得太好了；‘令堂’这个词用得也不错。好，那么怎么样呢，您看他是不是完全清醒了，啊？”
“我认为那倒没什么。不过得签个字。”
“他能签字！您带回单簿来了？”
“是回单簿，这就是。”
“拿过来吧。喂，罗佳，起来。我扶着你；给他签上个拉斯科利尼科夫，拿起笔来吧，因为，老兄，现在对我们来说，钱比糖浆还甜呢。”
“不用，”拉斯科利尼科夫把笔推开，说。
“不用什么？”
“我不签字。”
“唉，见鬼，怎么能不签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