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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爱情对许多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听过没见过的“鬼故事”，那么成长其实是一种更加普世的经历。影片不胜其烦地使用具体的文艺作品和男女主角对其态度的变化，来标识这种社会化进程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塞尔达之旷野之息》、今村夏子的《野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曾经都是锚定他们“文艺青年”自我认同的重要证明，在进入社会以后，却转变成了被收起的switch、积灰的画笔和“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的自我宽慰。 对于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来说，这其实是再具有代表性不过的一种转向：曾经他们往往倾向于从文学/影视/游戏世界里汲取养分，这是一种向内的趣味。但毕业指引他们走向实际的生活，就要求他们拥有向外的定位。他们曾习惯从创作者的二手经验材料中汲取养分，而如今不再通过其他人的叙事、滤镜、视角、转译来认识所处的世界。 尽管都告别了无忧无虑的象牙塔，男女主人公还是各自作出了有代表性的选择。曾经显得甚至更坚定、更理想主义的男主人公，在被“三张插画1000日元”的报价击垮后果断地成为了一名企业雇员。相较之下，女主人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和趣味——影片对于她的工作的描述是更加模糊的，你只能猜测这大概是一份薪资不高但清闲的工作。 影片多次描写两人在生活观和趣味上的渐行渐远，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书店里的场景：女主角在查看文艺类书籍，一回头却看见男主角在看《人生的胜算》，字面意义上的成功学。 然而《花束》最温柔的一点是，尽管创造对比，甚至对立，但它其实没有苛责年轻人应对社会化时的任何一种反应。虽然女主人公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更理想化或贴近他们初心的一种，她在感情中的温和、敏感和无可奈何也让她更像是那个被辜负的“无过错方”，但影片却给了这个作出不讨喜决定的男主角更多的关注。循着镜头，你能看见他熬夜、加班、应酬、点头哈腰地被前辈教育“先努力五年，五年后就轻松了”——每个初来乍到的社会人都被画过同样的饼。 影片中还有一个只活在转述里的司机。他和男主角同岁、来自相同的故乡、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某天上班时，他毫无预兆地把所有货物扔进了东京湾，被逮捕时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劳动者。”男主角注视着新闻报道，若有所思。 “我不是劳动者”，并不是说反对劳动者的价值、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相反，这可能才是来自于被压榨、被异化的劳动者的宣言。不想成为螺丝钉，是因为做螺丝钉太苦了。 因此，《花束》并不是劝分小组里那些标题为“我的文青男票毕业后只看成功学了怎么办”且高赞评论为“不分等着组团加入樊登读书吗”的热门帖。相反，它对于这熙熙攘攘的成年社会中的一切，都投以理解的、温柔的、无奈的凝视。 正像我有一位朋友，在毕业后读起了《疲劳自救手册》《被讨厌的勇气》这类她之前或许会嗤之以鼻的书。看完《花束》，她也感同身受地表示：读成功学或许并不是一种需要被指控的幻灭时刻。因为对持续处于与生活搏击中的当事人来说，那也许是一种求救的讯号。 读成功学容易让人觉得粗鄙，像大学生一样沉迷电影文学也容易让人觉得幼稚。那些沉迷电影文学的岁月，在有些观众眼里看来不是一种天真浪漫的象征、纯真时代的特权，相反是一种消费主义和刻意姿态，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击前立刻体现出幼稚和脆弱的一面。就像网友“SLJ的豆瓣”的短评中所说：“一起看个杨德昌电影，一起读个小众作家，甚至一起穿匡威开口笑，这多可笑，这不是一种成熟的浪漫观，这恰恰是一种幼稚的，刻奇的，自恋的表现。不要把生活和责任放在浪漫的对立面，保卫周遭，保卫和正视现实生活也是一种浪漫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这位友邻说得对，我也已经过了觉得电影是我的全世界的年岁了。但看完《花束》，我突然懒得用什么本雅明的灵光来辩解文艺对在异化中挣扎的人可能就是救命稻草，我也同样懒得去旗帜鲜明地抨击一些幼稚和刻奇，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幼稚和刻奇过。 看着“成功学”和“杨德昌”，我前所未有地感到轻松，免于审判和被审判的压力，因为看起来无论选择哪本书，他们都可以好好地活。其实要我说，《花束》最理想化的一面，倒不是让一对情侣好心分手，而是让他们都认同了自己的选择——剧烈成长中的自洽哪有那么容易？谁没有在“初心”和“欲望”之间咬牙拉扯的时刻？谁能够那么果断坚定地走某一条路？只是土井裕泰柔化了这一切，让很多辗转难眠间的悔恨变成了下次见面时默契的一挥手。这是爱情的表态，也是成长的表态。何其潇洒，像徐志摩所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花束》给我的宽慰最终超过了伤感。“像花束一般的恋爱”不只是说，恋爱与花束一样，终将随风而逝。它也是在说，即使知道它即将随风而逝，也仍然情愿驻足过这样的美。这喻体也可以同样换成青春，换成成长。这是一场难以预见的、创伤性的遇见（按齐泽克说的，an totally unpredictable traumatic encounter），但即使一早便知，也无悔再来一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