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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彼时母亲已41岁，生完我后，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常年药不离口。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总被父亲一把拽开。
母亲性格温柔谦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照基督教教义行事为人。我是老幺，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孩子多了，拌嘴打闹的事常有，可母亲从未责骂过我们，更别说动手打。父亲则性急，不善言辞，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不过，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打我记事起，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红白喜事。即便常年忙忙碌碌，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做饭、洗衣、搞卫生，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简直算是异类。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嫁了个好丈夫。母亲就红着脸，低声应承。
在我识字后，父亲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偶尔他在家时，我便搬一把小竹椅坐在他身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是海米？勾芡是什么意思？”……冬去春来，一本菜谱几百道菜，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偶尔念到一道菜，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起初，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以便买材料来照着做。
“爸，这个菜你没做过吗？”
“怎么没做过，当年在部队炊事班，我把南北菜系做了个遍。”
“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多费钱啊。”
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他说：“阿红啊，你得记着，人生就像做菜，菜谱是死的，人是活的。该讲传统的就得讲传统，但不能死讲传统，要懂得因地制宜……”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家伙食一直是好得出了名，顿顿三菜一汤，就算只有番薯、南瓜，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
第二年冬至前后，父亲又摸出本《闽菜大全》让我念。当我念到“八宝红鲟饭”时，见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实在诱人，我咽着口水问：“这不就是螃蟹吗，为什么又叫红鲟？”
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我急不可耐了：“爸，我想吃红鲟饭，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
在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听了笑着说：“傻丫头，红鲟可是稀罕物，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那味道香到骨子里，到现在我还记得呢！”
原本在躺椅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我没想那么多，不管不顾地嚷起来：“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
“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可吃不起。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母亲这么一说，我赶紧闭了嘴。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吭声。2
日子一晃到了年底。那一年，父亲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九。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便喊我起床。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我斜坐在前梁上，一路“叮铃铃”地往街上去。从镇尾到镇头，都是賣春联、鞭炮、年糕、水果、花生、瓜子、蜜饯等年货的摊子，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回去时，父亲推着自行车在前，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耳边响着“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
到了傍晚，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一定要小心，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转眼间，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一丝若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伸手要去掀盖，被父亲瞪了一眼。
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基督徒饭前仪式）后，父亲掀起锅盖，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我大喊一声：“八宝红鲟饭！”
母亲横了父亲一眼，父亲却嬉皮笑脸：“来，全家妈妈最大，有请妈妈来开盖。”
原来，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应由长者打开，打开之后，年夜饭正式开始。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隔着满桌的香气，透过隐隐的蒸汽，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待我再仔细瞧过去，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阿端，是这个味儿，是我小时候吃的味儿！”
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十全十美，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
“好咧！”那年的年夜饭，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明亮的灯火，扑面的热气，满屋的饭菜香，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屋外的鞭炮响彻天，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
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坐三十暝晡”（俗语，即守岁），发完压岁钱，我们围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取暖）的围铺，打麻将的打麻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睡意蒙眬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