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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

时间:2022-01-2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张明扬 点击:
  1895年1月,当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之际,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主动向朝廷请缨,带领新老湘军20余营、计1万余人高调出关,两个月后便一败涂地,被撤去帮办军务职,交部议处。

困局
 
  书生报国也好,纸上谈兵也罢,吴大澂毕竟站了出来。
 
  1895年6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吴大澂给张之洞发了一通电报,提出愿毁家纾难,将家藏古器共3200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
 
  这一次,吴大澂又站了出来,只是书生意气得让人错愕。他真的以为日本人会花1000万两白银买他的那些收藏品?
 
  不过,相比惨淡的军旅生涯,吴大澂在晚清收藏界的确算得上一个风云人物。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中,白谦慎先生给我们打开了一幅清末收藏图。
 
  在吴大澂的时代,士大夫仍然沿袭着悠久的收藏传统,官员依凭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群体,晚清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有能力在收藏市场大显身手吗?
 
  从吴大澂这样一个算不上很有钱并且算得上清官的人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官员收入问题也是《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重点谈论的部分。
 
  以吴大澂为例,他的收藏时间跨度和仕宦生涯基本上是重叠的,都在25年左右。据白谦慎估算,吴大澂在河南任道台期间,年收入在2万两至2.5万两之间;他在1887年升任广东巡抚之后,年收入在3万两至3.5万两之间;后来转任平级的湖南巡抚之后,他的收入就下降了不少。
 
  尽管这高于明面上的官方收入,但在晚清那种环境里,如果吴大澂放开了“挣钱”,收入将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因此,他算得上相对清廉的官员。我们可以与晚清的另外一位“准清官”——曾国藩对比一下。张宏杰在《曾国藩的经济课》一书中估计,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年收入为3.5万两,和吴大澂在巅峰时期的收入差不多。
 
  按说,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在晚清收藏市场上大杀四方了。毕竟,1880年时赵孟頫的一幅草书也就150两左右,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开价只要60两。但问题是,晚清官员的支出也相当大,总督、巡抚这样的官员要自掏腰包养一整套工作班子,还有名目繁多却必不可少的送礼和应酬。
 
  因此,对吴大澂这样的准清官玩家而言,拼资金一向不是他们的收藏准则。吴大澂从未购买过300两以上的单品。他在晚清收藏市场的名气主要来自人脉、“学术眼光”和“错位竞争”。1873年,他在陕甘学政任上时,就趁着地域优势,以比北京便宜很多的价格收藏了一批青铜器。当主流士大夫都去买青铜器和书画时,他进入古玉这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在1889年一年就買了三四百件玉器,还编了一本《古玉图考》,一举成为“晚清藏玉第一人”。
 
  在吴大澂的社交网络中,最为豪气的要数他的师长辈、曾官至大学士的潘祖荫。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北京城最大的青铜器买家就是潘祖荫。他的藏品中包括大盂鼎。大盂鼎原由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用700两白银买下,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早年在自己遭构陷时仗义执言,便买下大盂鼎送给他。据说,左宗棠将大盂鼎从陕西运回北京时用了几十名士兵,成为当时的京城一景。1890年潘祖荫去世时,另一位官场收藏家王懿荣写信给文物商人,嘱其“此后古物不可再出大价收矣”。可见潘祖荫一人竟能深刻影响到青铜器市场的价格走势。
 
  除这些高层官员之外,晚清的中低级官员也对收藏趋之若鹜,足见收藏已是晚清官场的集体*行为。财力有限的低级官员更多的是收藏拓片,以及同时代之人创作的书画。
 
  大乱之后是收藏最好的时间窗口。圆明园被毁后一个多月,很多园中藏品流入民间,翁同龢就曾亲眼在潘祖荫家中看到两幅散落的书画。1872年的青铜器涨价潮,也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后在“同治中兴”的催化下收藏市场全面复苏有关。
 
  不过,对吴大澂而言,甲午战争却成了他收藏生涯的“断龙石”。战败被罢官后,他不仅丧失了继续购买藏品的能力,还陷入依靠变卖藏品补贴生活的窘境。
 
  这并非吴大澂一个人的结局。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人和西方藏家的大举入局,官员和士大夫作为主力的收藏格局走向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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