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多年里，他很多次想过要离开。最让他心动的一次，一个在北京的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对方在城市里跑业务，有单位可以给他几单，他自己再找人做，一年下来挣10万元没有问题。那还是政府禁止砍伐、保护森林的“天保工程”出台之前，新天林场还很热闹，一家人做了好吃的会端出去分给邻居。每天伐木队从森林里拉比盆口还粗的大树出去卖钱，一拉就是一卡车。当时没有人愿意接他的位置，大家忍受不了寂寞，待不住。瞭望员一个月只挣三四百元，伐木一天就能掙100元。
20多岁的时候，刘良松还不觉得KTV的声音会让他脑袋疼，安静久了，他第一次想下山。母亲劝他做一件事情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我妈对我太好了，以前我从山上下来，给她打电话，她每次都站在门口等，她关心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和，每次回家她都问我想吃什么，然后马上给我做。”从小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母亲，但在2002年，这个习惯被打断。他把母亲送到哈尔滨的医院，医生确诊母亲已到肺癌晚期。
不到一个月，老人家就去世了。
至今，只要看到有重病筹款的活动，他都会捐钱，不多，10元或者20元。“我随我妈。小时候她看到谁家的孩子穿得不好，就会回家用缝纫机给他做衣服，做裤子。有要饭的，只要她看到了，一定会给人家做饭，等人吃完了还问他够不够。”刘良松不在乎那些筹款信息的真假，他只是做和母亲一样的选择。
防火这件事情也是，他和自己说，得好好做。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漠河附近因为烟头起火，近1.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灾，近6万人连续扑救了28个昼夜才把火势控制住，最后211人死亡，266人受伤。那时候，刘良松还不是瞭望员，但他看到火车一车车拉过来的都是受灾群众，他们的家当都被烧光了，除了发的帐篷，一无所有。新天林场下面有他从小就认识的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但只要他在林场露面，就会经常被叫住寒暄，这里有一些他珍视的东西。4棵西伯利亚大红松
小时候，刘良松在森林边长大。“我们那时候出去玩之前要先劈柴，一群孩子先去一家帮忙，劈完了再一起去下一家，等所有人的柴火都劈完了就上山。”
在2019年5月之前，刘良松屋外的地毯下会藏一枚备用钥匙。父亲身体不好，他常年在山上，遇到下不来的时候，刘良松会打电话给朋友。不管是什么时间，只要他打了电话，朋友都能把父亲安置到医院。如果情况严重，要去城里的医院，朋友会帮他把要住的酒店提前订下来。他和他现在的五六个朋友都是城市的远离者。
城镇在萎缩，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出去打工。新天林场的小学已经停办，居民楼还在，但是没有几家人了，留下的人也在发愁究竟是留在松岭，还是去哈尔滨买房。刘良松也去哈尔滨找过出去闯荡的同学，在圣索菲亚教堂，他按朋友说的拍了一张留念照，走到门口了也没有走进去。
这样的沉闷和在森林里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常常去的庆喜湖边有一艘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小船，刘良松从不知道主人是谁的仓库里搬出来两个电瓶，插上电源就敢在湖里开着玩。只要一贴近林区，他就有一种近乎小孩子的好奇和勇敢。“松花江那儿的水不好看，我们这儿的河多清，云多白啊。”刘良松站在多布库尔河的上游自言自语。
远处的云被太阳镶上了金边，瘦一些的云几乎要被完全照亮，一切都没有目的和意义地流动着。最近，刘良松越来越喜欢山上了，他发现只有在森林里，才能听到每一阵风拂过树叶尖儿的轻声，感觉像是在说话似的。
17岁刚上塔的时候，他在瞭望塔的边缘种了4棵西伯利亚大红松，近来有一棵裂皮了，于是他反复叮嘱同事不要把含洗洁精的水倒在附近的土里。25年前给他树苗的人说：“它能采塔，长出来比一般落叶松大一倍。”他守着那几棵树，想等到采塔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