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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不饱”的千里马与“饿不死”的伯乐

时间:2021-12-16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STEVENSHAW 点击:
  在时代面前,所有人的机遇都一样,只是选择不同。阿武的“饥饿”与深见的“饱腹”本质上就是两种对时代的认知差异。有人愿意为迎合下个时代而做出牺牲,有人愿意为挽留这个时代而拒绝妥协。
 
浅草小子

  我们从小就从书里知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道理,但可能没注意的是,当典故里的伯乐真遇到千里马时,那匹马已是一副老弱病残、苟延残喘的模样。
 
  但这总比没有强,毕竟能遇到伯乐的马儿还是少数;况且现如今世道,很多成功学都宣扬要马儿成为自己的“伯乐”,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重度自恋型人格患者或沉浸于孤芳自赏的变态。
 
  所以,浅草小子阿武绝对是这群“千里马”中的幸运佼佼者。
 
  在自传体小说《北野武的小酒馆》一书中,北野武讲述了很多自己年轻时与他的恩师、喜剧演员深见千三郎之间的趣事,文中北野武无不透着对师辈的尊崇,无论是在喜剧技艺上,还是人生道理方面,他都从深见身上学到很多。在阿武对师父的众多印象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师父深见对自尊和脸面的执拗。
 
  在书里阿武讲到,每次师父请徒弟们去吃寿司时都会给小费,小费和正餐差不多都是1万日圆,但因为是三个人,所以光小费就是3万日圆;这就算了,师父还要求阿武必须等他离开店面走远了再把钱给店家,这样就听不到店家激动热情地说:“大哥,谢谢您的小费哦!”。
 
  等过了段时间,阿武主动邀请师父去吃寿司。但师父怎么也不肯,阿武问原因,师父说:“没钱付小费。”因为师父一直都是这么个规矩,所以付不起小费时,他宁肯不去吃寿司。类似的情节在电影中也有体现,深见每次给房东婆婆付房租时总会多付一些,并大方说别找了。
 
  阿武还讲过一次跟师父去歌舞酒吧喝酒,刚好那天是陪师父喝酒的那位小姐的生日,小姐就缠着师父给她送礼物,师父生气对她说:“明明是你的生日,干嘛一定要我花钱给你买礼物?你这个傻瓜,别再给我闹了!”
 
  结果第二天,师父却给了阿武10万日圆,让他去百货商场买一个高级的女式钱包送给那个小姐。
 
  阿武送去后,那小姐大惑不解道:“哎?怎么回事?昨天他不是还发了很大的火吗?”
 
  后来小姐给师父打了很多次电话,师父都不接。阿武问人家打了这么多电话,不去看看她吗?师父却说:“怎么能去,我给了她小费啊。如果现在去她店里,她肯定会以为我是去让她报答的。你傻吗,我怎么能做这么恬不知耻的事情?”
 
  师父深见就是这样的人。
 
  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但像深见那样自尊心极强的老顽固现实中确实不多。彼时的阿武还在做着每天为顾客按电梯、扫地打杂的工作,看到师父油头锃亮、西装笔挺、潇洒大方,自然无比崇拜,“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深见作为第一个发现北野武喜剧才华的伯乐,自然功不可没。但作为千里马的首任伯乐,其自身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这就像曾经某段时期的国足,在国少、国青、国奥队时期都实力不俗,在很多国际赛事中名列前茅,但一到了成年人的战场,成绩就直线下降,连亚洲杯预选赛阶段都寸步难行。究其原因,除了队员们自身问题,教练团队也难咎其责。在国青、国少方面我们可能出过很不错的教练,带队成绩很好;但到了成年队,教练团队的水平就不行了,也就是说,伯乐把徒弟们带到一定的高度时,自己就带不动了。
 
  深见就是这样一位伯乐。
 
  而阿武在他最好的年纪正好幸运地遇上了深见。之所以说最好的年纪,是因为他身上有种强烈的、与深见身上不一样的“饥饿感”。
 
  深见作为他的师父,在浅草法兰西座剧场只能靠脱衣舞表演来吸引顾客的现实处境下,每天同样面临着食不果腹的经济危机,他也不可避免会感到“饥饿”;但师父又太要“脸面”,他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钱省下来给徒弟阿武付租金,也要勉强经营着剧场好给阿武更多演出的机会……而师父这些省吃俭用下来的,却已无法满足阿武身上那愈发膨胀的“饿”。
 
  上世纪70年代,电视机作为当时一种新兴事物开始在日本家庭普及,而剧场式的传统喜剧演出已逐渐成为夕阳行业,就算是刚从美国舶来的“漫才”文化,在日本也只能沦为歌舞酒吧里的“边角料演出”。但漫才相对于剧院传统喜剧演出的形式更容易在电视上推广,于是“饥饿”的阿武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对徒弟而言,学到师父的知识技艺并不难,难的是学到师父本身的气质和修养,何况是一个大学只上了五天就辍学在剧场打杂扫地的年轻人。阿武本就一个俗人,江山易变、本性难改,你让一个俗人去装高雅,他是装不出来的。
 
  而阿武的师父深见,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端庄得体,哪怕有时是装出来的;他也不会像阿武一样遭遇那些看完演出的客人躲在厕所里打手枪的经历。所以,当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端着的”架势,必然无法真正理解徒弟阿武最终会“背叛”他而选择改说漫才、上电视节目这些“庸俗”的道路。
 
  阿武作为一名打扫过茅厕又初出茅庐的年轻艺能人,脸皮显然比他师父厚得多,更不怕去尝试那些师父眼里“不正经”的舶来文化。纵使这有违“尊师重道”的信条,但为了生存,阿武也只得与师父师娘、师兄师妹不舍告别。
 
  这种师徒“背叛”的故事我们并不少见。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从不盲从权威和传统,甚至不留情面地批评自己的恩师柏拉图的错误。面对众人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只是回敬了一句响彻历史长河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现实职场中,新人小白遇到老师前辈总会客客气气,像阴暗潮湿环境中顽强生长的蘑菇一样,有时不免会遭遇些阴阳怪气或臭大粪之类的无端指责,但经过一番卧薪尝胆、天道酬勤后,总算农奴翻身做主人,成为了老师前辈的领导上司,正所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回到这部电影,我们不经会反思:徒弟离开师父自寻出路,这有错吗?
 
  从情感上说,作为长辈或恩人,师父(母)肯定会先失望。遇到较真的,可能还会哭闹悲伤一阵子,内心发出“当年若不是我,你也不会有今天”之类的慨叹;就算是心胸再宽广的人,也不免会有一丝伤感。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毕竟师徒之间没有亲情羁绊,徒弟离不离开自己,最终选择权还在于他们自己。失去了爱徒阿武的深见却从此一蹶不振,只能继续靠他那仅剩不多的尊严和老掉牙的演出,勉强笑对着台下稀稀拉拉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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