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叶壮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你们家孩子让你最感动的一刻是什么？”获得大量点赞。当时他4岁5个月的大儿子安安因乙型流感发烧，为了不传染6个月大的小儿子，他把安安送去奶奶家隔离。看望安安时不能抱或亲，所以他只能隔着窗玻璃看。
那天，安安正在被窝里看《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这是叶壮9岁那年，他妈妈用年终奖给他买的书——23年后，他看着聚精会神的安安，感慨“那个神态跟我当年一模一样”。
这是他有孩子以来第一次被深深打动。“孩子能让你回头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想要的是什么，他能让你有一次实实在在强体验的复盘和回溯，这样你会得到更多的成长力量。”
身为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和工作者，叶壮接触过很多孩子和家长，也看到了好几代中国家长的通病：如果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那么身处“焦虑时代”，有什么样的中国孩子，就映射出什么样的中国家长、中国家庭与中国社会。说彩虹像蛇，错在哪儿了
在叶壮看来，中国低龄孩子的成长有三个典型的分水岭。
第一个分水岭在孩子开始说话时。在这之前，孩子给出的反馈信号源只有笑或哭，家长关心的都是孩子的生理问题。一旦孩子开始说话，家长会更明确孩子的诉求。
第二个分水岭是孩子进入读幼儿园时（3～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掌握的技能是与同龄人社交。一个典型问题是，一些亲子班和训练营看似很有趣，但大部分是被定制化的。比如说乐高，还有比这更不定制化的游戏吗？“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动物园，请各位小朋友来拼动物，这是长颈鹿，这是老虎……”
然后问题来了，一位老师问小朋友们：“彩虹像什么？”小朋友A说：“像桥。”老师说：“不错，彩虹像桥。”小朋友B则说：“彩虹像蛇。”这时老师就会说：“不对，彩虹不像蛇。”
“但是，请你告诉我，说彩虹像蛇，错在哪儿了？”叶壮说。不给孩子留时间
出生于1988年的叶壮回想自己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大院跟着几个五六岁的孩子满街跑，其中那个“孩子王”，也不过是个小屁孩。
“我们那时没有那么多的玩乐选择，和个尿泥都无比开心，但我们的成长很自由，没有一个‘应该’或‘对错’的形状。”
但今天的孩子几乎不存在这种被放养的自由，他们看似拥有了更多选择：钢琴、围棋、奥数、国学、乐高……课程几乎都是高度定制化的。老师取代了当年那个“孩子王”的地位，背负着KPI（关键绩效指标）的压力，对孩子进行高度约束和管理，教孩子知识或技能，最本质的动力可能是为了让家长交钱续课。
俗语说“4岁的孩子猫憎狗嫌”，而3～6岁的孩子恰好处于不断寻找自我与试探别人行为边界的阶段。“你看大马路上，哪个七八岁的孩子会跑去撩女孩裙子？都是四五岁的孩子在干这样的事儿。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你会不高兴。不高兴有两种结果，要么你生气地走开，要么你崩溃地揍他一顿。他在不断尝试，看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他才会挨揍，并以此来确立日后的行为边界。”叶壮说。
对家长来说，允许孩子闯祸也是一个试错的机会。前两天北京下雨了，安安去踩泥坑玩，叶壮没有阻止，结果安安发烧了4天。“他不一定认为这是错的，因为发烧就可以不上学。他可能下一次还会踩，但他能学会权衡，发烧和上学，哪个更好受？”
当然，试错的前提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去承受各种可能的后果。“但今天你不付出这个成本，明天孩子就得付出这个成本。”叶壮强调“提前试错”的重要性。
意大利心理学家路易吉·佐伊有一次来北京跟叶壮聊天，提到“中国有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因为失恋而跳楼”，佐伊直言不讳：“如果哪个意大利年轻人因为失恋而跳楼，我们能笑疯。”
因为当意大利年轻人失恋时，他们的朋友、家人或长辈通常会告诉他“这没多大事儿”。“我以前也和恋人分了手，现在日子不还是过得好好的？”
反观中国的父母，他们很多时候会对孩子说：“你不能让任何人碰你不该碰的地方，碰了会怀孕，怀孕会死的。”结果小女孩让人牵了一下手就陷入恐慌。这并不是正常的、符合人性的说法。这些看似保护孩子的教育方式，到最后很可能将孩子逼上绝路。
叶壮在太多前来咨询的家长身上看到了中国父母在教育上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愿等待，不给孩子留时间。
作为一个父亲，他也理解，家长为了孩子的事儿着急是上心的表现，有的不等待也是出于关爱：怕摔了，怕病了，怕不舒服，急切希望孩子好起来。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养育风险，但这些情况恰恰映射出每个家庭长期存在的问题——“玻璃心”可能是孩子习惯了以负面情绪寻求家长的关注，开口晚可能是日常的语言接触量不大，孩子有暴力行为可能是对于解决冲突的认识有偏差……不深入探讨、详细沟通、稳步推进，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但很多家长就是不愿意等，他们需要立竿见影地让孩子按照他们的期待发展——就算一个急性的问题解决了，那个慢性的问题还在，没过几天就要换个方式爆发。赢在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