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要牵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定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意见的时候，他这才随着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由于普通在成年期发育成熟的，对于某种精神活动的要求——必须有见解正如必须有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所有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里克①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癖，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云云。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②，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
①留里克（死于879），俄国的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的始祖。
②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勒（1806—1372），英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他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
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①已赴威斯巴登②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①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