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有一次去大亮家。到了饭点，大亮叫了份外卖，留同行在家吃饭。菜点多了，没吃完。要是一般人家，就把剩菜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了。而大亮没有，他把没吃完的全部装进垃圾袋，直接处理掉。这件事给胡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大亮做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在意小钱。比如大亮从来不像其他书商那样，在寄书的邮费上动脑筋。这一方面跟他大学读精密仪器专业培养的理科生思维有关，更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他是北京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存在北漂的那种危机意识、异乡人意识。
我2002年第一次逛潘家园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大学生模样的北京人。我看见一个戴棒球帽、膀大腰圆的男子问大亮：“你这儿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吗？”“有！”他指着一本白皮红框儿的平装书。“我很高兴，我很欣慰。多少钱？”“二十。”十年过去了，这本书现在还是只能卖二十。和其他摆地摊的书商不同，大亮一口北京话，有点怯生生的，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米色夹克，蹲在地上，可见一头浓密的黑发。藏书家谢其章说：“我是看着大亮从潘家园地摊上一点一点站起来的。”记得那天我从他手里买了一册民国毛边书，华林的《艺术论》。他开的是顶着嗓子眼儿的价。那是他书商生涯的起点，也是我愣头青一般闯入旧书圈放的第一枪。
后来，在潘家园，说起大亮，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书摊西头的入口处，这个眉清目秀、饭量超大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支烟，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当时潘家园书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入这行都是歪打误撞。他们缺乏对北京的归属感，赚了钱就报复性消费，喝好酒、吃好菜、去KTV，但租住的房子永远是脏乱差。等攒够了银两，就买辆车衣锦还乡，回老家盖大房子。他们对书没感情，对他们来说，书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能换钱。
而大亮是这里少有的“书二代”。他父亲——老赵，以前就在潘家园卖书。他在帮父亲跑腿看摊的过程中，逐渐对旧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民国书。他说民国书是白话文，能读，他不喜欢自己读不懂的书。而且民国作家的很多篇什，他在学生时代都接触过，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次发下新课本，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语文书里的课文通读一遍）。后来他就干脆辞职，专做旧书生意。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是他的第二伴侣，他离不开书。有人说，以自己的兴趣为职业，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大亮说他觉得最满足的时刻，就是买到一大批旧书，然后打开纸箱子，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翻看。
圈里的朋友都知道，大亮不仅是个书商，还是个厉害的藏家。真正稀有的珍本，他是留中不发的。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书籍件件精品，够举办好几场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了。我曾经问他：“什么样的书会留存下来？”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吧。”
他的父母一直以他为荣，在卖书这件事上，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母亲在朋友面前总是满面笑容地赞扬儿子，说他聪明、能干。
很多人都说，作为一个生意人，大亮的内心很传统，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和道德感。孝顺、忠诚、信誉这样的字眼，他看得特别重。有一次聊天谈到生老病死，他说自己的一位长辈得了绝症，生命垂危，不成器的儿子却招了同学在家里打牌，这时大亮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他重情义，十年来没换过理发师。那人跳槽到哪个店，他就跟到哪个店。他说这人理得不错，也聊得来。他和香港神州旧书店老板欧阳文利先生的友谊，表面看来，是一种生意上的联系，但事实上，他们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他每年都会去一次香港，专程拜访欧阳先生。书买得其实很少了，更多的是享受一下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的那种友情。
他说，活着，总要有一点精神追求，做一些对社会、对亲人有益的事情，别混吃等死，别给别人添麻烦。
他的生活轻轻松松、按部就班。他小富即安，没有强烈的财富欲、物质欲（他买的车是一辆二手帕萨特）。早晨醒来，先靠在床上慢悠悠地抽支烟，然后沏杯茶，打开电脑，上孔夫子旧书网。白天按计划、按步骤把该上的书上了，把该联系的上下家联系了。吃该吃的饭，过该过的日子。睡觉前，还是点上一支“中南海”，消解一天的琐碎。
他的理想是到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所房子，种点菜，养点花，读读书，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等老了，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打过几圈麻将之后（最好能赢点儿），幸福地无疾而终，就这样度过丰衣足食、没有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