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更是认为，他的一生没有“工作”过一天，每一天都是在游戏中度过。
当情感、理性和身体实现了平衡，那么工作就不再是苦差。不过，这种平衡很难，这便是现代人富足而不快乐的根源。罗素和马克·吐温的经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不具有可复制性。
工业制度总是张扬身体欲望，以之作为自我实现的标准，把人绑定在头脑理性的浅层次（投入产出的算计）上。
而心灵的情感体验，虽说并没有被视为一种硬性成本，却被当作一种机会成本——如果在情感上花费太多时间，就会耽误工作的时间。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日用电脑工作，休息日用手机工作。请对号入座，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行将就木”时的记忆只有工作，没有情与义，也没有诗与画，没有体验过“银瓶乍破水浆迸”，也没有见过“露似真珠月似弓”，忘了母亲的厨艺，失了爱人的温存。
情感被圈禁了。
在我们大部分人已经离开的那个成长空间，情感的积累是“自然富集”的，其应用和互动是“心领神会”的。而在这个新的工作空间里，情感的积累是“机械衍生”的，应用和互动是“规则至上”的。
机械衍生的意思是，你不能再按照关系之亲疏（伦理）来自然应用情感，而必须按照明确的角色身份（功能）来进行十分克制的互动。举例言之，你和上司每天待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这与和同学每天待在一个教室里是天壤之别，前者永远无法培养起后者的那种情感。如果你的同学成了你的上司，那他基本上就不再是你的同学。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一类特殊的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就是分不清这种区别。
你可能会说，工作与生活中要切换情感模式，这在任何时代不都是一样的吗？是的，但别忘了两个新的背景。
一是，过去的工作不会占据人们大量的时间。事实上人类从原始采集、渔猎时代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生活越来越富足，但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人们越来越忙碌。二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历史里，除了动荡时代，大部分人都不会脱离乡土，并且乡土环境一般不会崩溃。
心灵的顺从与反抗
心灵被圈禁，熟习的情感能力没有用武之地，就产生了两种人。
一种是头脑压倒心灵，表现为情感孤立。
他彻底服从圈禁，克制人的本性，最后荒废了情感应用的能力。在都市里，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人，他们“两点一线”，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完全被环境所塑造，变成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跟大部分人也没有多少工作以外的话要说。
这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另一种，即身体压倒心灵的，表现为情感紊乱。
情感能力丧失了应用环境，而它又无法被克制，就变得无序。具体地说，是从心灵体验转向身体欲望，用后者代替前者。在此过程中喜怒哀乐、爱憎美丑都还在，情感没有死亡，只是起因已经变异。
这第二种人，就是哲学家弗洛姆所说的“消费人”。天堂是一个巨型的百货店，物质的刺激和兴奋，被误认作愉悦和幸福，满足没有休止的欲望就是生活的意义。
消费要满足的欲望，除了身体的舒服，还有虚荣，而虚荣寄托的就是变质后的情感。因为人们所处的不是情感能力形成的那个环境，意味着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因而就可以通过外在之物来获取情感的归集，如夸赞、羡慕、崇拜。挎一个名牌包包当然不会增加多少舒适度，但它会改变人们的印象，进而影响情感，当然，这是异化的情感。
情感的应用、互动和积累都是通过社交来实现的，但在身体欲望代替心灵体验的时候，“社交”这个词的含义本身已经发生了“病变”，很大程度上是从情感交流变成**的临时匹配。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几乎所有的社交工具都有沦为一夜情渠道的倾向。
就像把一個人的心灵，塞进了一个动物的躯体，身体已经配不上这个心灵。
被圈禁的心灵也会反抗，反抗的方式就是从原始情感转向“次生情感”。
亚当·斯密以“同情”这一概念为基础塑造了道德理论体系，“同情”的意思是和对方具有相似的情感体验。比如看到对方受伤，也能体会到疼痛并且怜惜之;看到对方喜悦，自己也跟着喜悦，尽管程度上可能稍逊一筹。而“同情”依靠的是想象。真实的情感场景越来越少了，但想象能力还是保留着，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次生的方式来体验真实情感。
举个例子，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实际体会别离和思念这两种美丽动人的情感了，因为每一个关系亲近的人都在你的手机里——技术也会让我们在情感上变得狭隘。但我们还是可以借助阅读经典、欣赏戏剧、看电影、读诗歌等方式，去体会离别的愁和相思的苦，并跟随主人公一起辗转反侧。
如果我们接触的是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么它对情感训练和积累也是有效的，这便是文艺的魅力，它让我们短暂地从失衡状态里走出来。
情感残疾的人，一定不是独立而健全的。以独立而健全为目标，弗洛姆冷酷地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充分地完成出生的过程，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在情感上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把自己“完整地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