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同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莎朗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高兴地吹灭蛋糕上的蜡烛，莎朗趁热打铁，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父亲以为她在开玩笑，便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回来让我们见见呢！”莎朗说：“我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家里炸锅了！父亲不容她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人。这时莎朗才知道，父亲对中国人的成见之深。她当然不会退让。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地躲在一旁。莎朗的倔强基因来自父亲，她最终摔门走了。
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在丹尼斯调动之前，莎朗和他私订终身。
以莎朗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中国人最讲孝道——就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他们不接受，她还是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中午去辞行，然后一起迁离利文斯顿。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莎朗根本不抱希望。果然，当二人手牵着手回家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莎朗没有钥匙），屋里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
莎朗说她永远记得那个日子，1942年2月8日。
1943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
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迭戈军港安家。1945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他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她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新年、圣诞节、家人生日，她都按时寄贺卡回家，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敢和莎朗通信，被他发现，就马上断绝父子关系。打那以后，莎朗便断了与家人和解的念头。
他们开店，开到70多岁才把店面租出去。夫妻俩自此便常常到外地旅游。
丹尼斯夫妇没有儿女。莎朗年轻时去医院做检查，结论是输卵管梗阻。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就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罹患癌症，去世前两年，他给家乡的一个堂侄办了过继手续，让他以养子的身份来美照顾莎朗，他就是小陈。三
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结束了她漫长的回忆。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意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便用手机拨打了刚才的号码。
那头马上有人接起电话。“您好，我是之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着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朗眉头紧皱，眼神黯淡。“哦，是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随后他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接电话的是大哥麦克。
“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89号公路上往利文斯顿方向开。”“哎呀，妹妹啊！”两个老头子一起高呼。“莎朗想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听清楚了，89号公路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加油站，我们45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那个加油站我们知道，一定赶到！”“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我把和莎朗哥哥们商谈的结果告诉莎朗。莎朗坐不住了。“哦，53年，53年！”她一个劲地嘟囔。我灵机一动，问：“莎朗，你是中国媳妇，知道中国人成亲后有‘回娘家’的习俗吗？”莎朗耸耸肩，说：“知道一点。”“广东人把这礼节叫‘三朝回门’，成亲后的第三天，带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当年，这个仪式没法举行，今天要补上！”“怎么补呀？一点准备都没有！”莎朗紧张地叹气。
“看我的。”我拿起麦克风，以简练而煽情的语言，把莎朗和丹尼斯的故事回顾了一遍，其间大伙至少鼓掌十次。后座的一位老太太，按捺不住满心的感动，从过道缓缓走向莎朗，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顶呱呱的中国媳妇！”
我繼续说：“大家静一静，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莎朗即将回娘家，但没有备礼物。咱们中国人可是最讲究礼节的，怎么办？”“我们凑！”全车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莎朗扶着座位的靠背，看大家打开行李箱、手提袋往外掏东西，一时无法相信，一个劲地说：“我的天！”
我把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5分钟后，我的身边堆着9个装得满登登的袋子。
加油站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对莎朗说：“快到了。”莎朗扑向车窗，小陈搀着她的胳膊。大巴刚拐进加油站，就看到3个人站到路中央，冲我们挥手——两个老头和一个陪同的年轻男子。
车门缓缓打开。两个老人疾步走近，在车前大声呼唤：“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大巴里面一片沉默。莎朗迟迟迈不开步——太激动，太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