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会这样表态，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很激动。事实证明，钟扬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地提高了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报批下来之后，为了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请理学院的教师，去复旦大学考察学习，都是他出的经费。他甚至自己出资，鼓励藏大理学院的老师申报科研项目。因为我们理学院有一些老师科研意识不强，他就鼓励老师们写项目申报书，不但亲自传授申报经验，凡是写了申报书的，交给他审，他还会帮助修改，提交之后，他给每位老师补助2000块钱。他的这一举措，使得我们理学院老师申报科研项目工作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获批的科研项目经费，也翻倍增长。”
援藏16年，钟扬培养了6名博士、8名硕士，并帮助西藏大学建立了植物学研究的“地方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与日本、欧美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钟老师待人慷慨，但是自奉甚俭。对钟扬来说，此生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是一件幸福和值得投入的事情，相形之下，吃穿用住，皆为琐事。“大多数人都用上智能手机了，他仍旧用着一款诺基亚的直板老式机。我们都说你换一下吧，那个直板机没有微信。他就说，只要能够通话就行，可以了，够用了。”西藏大学给他分了专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嫌搬家太耽误时间，总是推辞说：“现在的过渡房已经够住了，比我上海的房子大多了。”最后，还是趁钟老师不在拉萨的时候，几个学生帮他把东西搬进专家宿舍。他的学生拉琼曾经去过他在上海的家。“真的令我特别心酸，他的那个房子，包括房间里面的设施，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还是在上海那么发达的地方，日子竟然过成这样。钟老师不是没钱，但他的钱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拉琼说，平时他们常常看见钟扬为了学生和科研上的事情自掏腰包，这么多年，“起码贴了几十万。”
“钟老师对于职务待遇，没有任何要求。对于饮食、穿戴、生活用品，也没有什么追求。我觉得他只有一个愿望：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徐宝慧说，只有一次，钟扬很得意地指着自己身上的新衣服问他好不好，那是他的小儿子花了120元压岁钱，在上海的五角场给爸爸买的礼物。这也是徐宝慧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看到钟扬穿新衣服。大多数时候，他都把几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来回穿，脚上是一双鞋底已经磨平了的运动鞋。唯一的一套西装挂在办公室里，以便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可以随时换上，以示礼节。
在钟扬的宿舍里，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的几条牛仔裤、已经裂开了口子的黑色登山鞋。他生前用过的背包里是几包方便食品、酒店里带回来的小肥皂，他舍不得扔，这些在野外正好可以用。一个便携药盒里装着他需要吃的药，药盒上标着星期几，防止忘记服用。拉琼把老师的牛仔裤摊在床上，他盯着这几条裤子，忍不住流下眼泪。那几乎是连拾荒者都会嫌弃的牛仔裤，其中一条是钟扬花29元在地摊上买来的，他一直在穿。裤裆处补缀着密密麻麻的補丁，而且都经过不止一次的缝补，两腿中间磨出了泛白的布料经纬，膝盖处是彻底撕裂的大洞。这些裤子诚实地记录了它们主人生前的辛苦和美德，记录了他的行动和工作时的状态——长时间地走着、蹲着、跪着或者坐着，在高原嶙峋的岩石上，在支离的浅草和荒滩上。教育梦
“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的后代有关生命的故事。”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精神，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勉后辈，做科研要立定心志、肯下苦功夫。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席演讲的开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可能是这一理想的真正践行者，不仅在收集植物种子，也在播撒人才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