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四人再次齐聚在尖沙咀二十几层楼高的酒吧，面向维多利亚海港的点点华灯干杯时，我们再次谈起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乡。
阿依当年自学日语后只身到日本读书;田页在国内外几个城市辗转，最终选择了北京;佳佳凭着四年前偶然的机会至今留在黎巴嫩;而我一时冲动，如今来香港已经七年。
我对她们说，和很多香港本地人聊过生活理念之后，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和老朋友谈一谈离开家乡生活的意义。改变我们的不是视野，而是痛苦
我们这一代内地青年，背井离乡是很平常的事：生在A城，到B城读大学，毕业后又到C城工作。我们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从“逃离北上广，还是回到北上广”“要不要回家乡发展”这种大命题，到“过年要怎么回家”这种小问题，我们都关心。关于跨地域生存的所有波澜，就这样理所当然地镌刻在我们的生活中。
当我在面对香港的同龄人时，才体会到这种生活并非必然。除了小部分人，多数香港年轻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求学于斯，工作于斯，死于斯。他们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离开香港”这个念头。
他们始终离父母很近。到二三十岁时，他们平日聚会的一帮好友依然是中学同学。年少时在一起的男孩女孩，往往就这样交往下去，直到结婚。这就是他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生活。
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种生存状态会令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曾回家参加以前朋友的聚会，几个人里除了我，一个在教育局，一个在开保健品店，另一个在做微商。席间话题的烟火气非常浓郁，我根本插不上嘴。而后他们一时无话，三个人联机打起《王者榮耀》。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近，又似乎很远。
我当然不敢也不可能有什么留学生的优越感，在座的收入应该都比我高。反而是现在的留学生、海归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国内朋友误会自己有优越感，一不小心就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
就好像生活在我们之间画了一条线，把人分为“在异乡生活过”和“没在异乡生活过”两类。你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不一样了，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了，感兴趣的内容也不一样了。
带来这种改变的肯定不是收入。倘若生活的优渥是评判生活的唯一标准，那当代的异乡人必然底气不足。
而下一个被提上台面讨论的是视野。古人爱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倘若一个人走得远，接触了更多新鲜事物，视野自然就更广阔。
但改变我们的其实是痛苦。是错位与抽离带来的孤独感和流离感，是身份重置时面对的认同迷茫。那些跨地域生活必须面对的所有痛苦，让我们变成了另外一类人。人离乡贱的身份错位
跨地域生活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错位。
如同一个齿轮，把它从舒适的成长运转中生生地拔出来，安置在一个陌生的机械中，它试图重新找到嵌入的位置，开始转动。结果是，我那些出国在外的朋友或多或少都受过抑郁的困扰。
几年前读过一个内地来港女孩的故事。她觉得香港是个冷漠无情的金融城市，来港四年，得到的温暖寥寥，后来抑郁了。有一天，她在连锁餐厅吃饭，拼桌的本地大叔突然和她搭话，聊起自己的好几份兼职：送外卖、卖水果、做后厨。大叔说香港是个压力很大的城市。她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我觉得压力好大啊。”接过大叔递过来的纸巾，她放声大哭。
跨地域生活过的人对这种感受都不陌生。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刚刚下班，坐在末班车上，因为生活的各种不顺而泣不成声，于是给远在日本的阿依打了个越洋电话：“阿依，我很难过，能不能听你唱歌？”阿依什么都没有问，给我唱了一首温柔的日文歌，然后挂了电话。这种默契如同密码，无须过多解释。
在国内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离了家也许只能当个有些钱的“普通市民”。可对大部分人而言，“人离乡贱”四个字，包含的是更真实的切肤之痛：为了开阔眼界，你一脚踏进这条冰冷的河流，开始行走江湖。
这种情绪之下，是当你“独在异乡为异客”，面临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的摆放时，需要面对的自我认知冲击。
田页在欧洲读政治学时，曾经对我说，中国学生不宜到国外读本科。“我觉得应该读硕士时才出去。年纪小的人价值观不稳定，遇到逆境，很容易变成一个激进的地域主义者。”
当你在家乡生活的时候，民族认同或者地域认同从来不是首要问题。而当人客居异乡时，地域、身份的认同会突然在你的生活乃至生存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为了能够融入生活圈子，有的人会迅速全盘接受所在地区的一切文化和价值观，讨好本地居民，甚至对原生地表现出唾弃和抨击。我们将前一种人称为“海外留学生小粉红”，后一种人称为崇洋媚外。
但这背后起作用的，恐怕心理因素多于价值立场。在外生活，面临身份错位与落差，人总需要调整位置以重新达到平衡。活在别处，就是活在未来
这是跨地域生活的挣扎教给我们的思考方式，而这恐怕也是更接近未来的思考方式。
一个科幻网站曾经设想过未来人类的样貌：混合了全球几乎所有不同种族的特征，又完全看不出更像哪个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