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
联考前，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
“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下？”
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
“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职校或学技术？”
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我非读大学不可。”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
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
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抉择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
老鼠变不过来，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老鼠就搞“拧”，开始固执起来，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让它看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崩溃”。
麦尔教授于是归纳出导致老鼠“精神崩溃”的五个阶段：首先，对某一个难题（左门或右门），老鼠逐渐培养出一种应对的习惯来（选择右门；右门有乳酪）。第二个阶段，客观环境改变，老鼠发觉惯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感到惊骇。下一阶段，不断地焦虑与挫折、失败之后，它就固执地以旧有的方式面对新的情况，不计后果（就是看见乳酪出现在右边，仍旧往左边闯）。第四个阶段，根本放弃努力（乳酪也不吃了，干脆饿死！）。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决问题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习惯的旧方式（左门就是左门，非左门不可！）当然又碰得鼻青脸肿，饿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换个门径就解决了一切，它却柠执在习惯行为中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煎熬，最后以崩溃结束。
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了的李国栋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难题的实验家。从前，大学之门是通往乳酪的门，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士大夫”观念深深地植根，因为我们发觉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习惯于这个方式之后，客观情况却变了，乳酪换了门；往“士大夫”那个门撞去，却撞个鼻青脸肿，而且没有乳酪。
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作父母的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有乳酪的门。他们说，“有志者，事竟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老天不负苦心人”。门的颜色变了，乳酪的位置换了，可是弄“拧”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洁工人在垃圾车边发现一团血肉模糊的——是人还是老鼠？他吓了一跳。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当他不计后果的，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国际局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观念、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