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微信朋友圈被清华毕业生因无力买学区房而离开北京的文章刷屏了。起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牢骚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读书人尤其是年轻的读书人因无力把握命运而无奈感叹。没想到这个话题竟引起了一波全民性的焦虑和恐慌，一夜之间我们都变成了西西弗斯，耗尽一生都是荒谬徒劳。
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努力读书、努力赚钱是为了什么？思想的碰撞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之间的价值取向。我们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克服或跳脱原有的阶层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普遍迷茫、失落，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又该怎么做，被时代大变革的滚滚洪流裹挟，抓不住一根保命的稻草。
每周五去复旦上心理咨询师课程的路上，我都会经过四号线一处非常有“魔都”感的风景：近处是低矮破旧的老房子，稍远是一片高层商品房，最远处是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今天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想，买学区房是为了上复旦，上了复旦也买不了学区房，附近随便一座破房子一拆，就可以直接去美国、澳大利亚投资学区房了（对，如果你看过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就会知道这世上没有乌托邦，学区房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那你怎么还没绝望而死呢？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年轻人，一个正在教书的年轻人，一个相信知识的年轻人，我的内心同样是动荡和迷茫的。
我的外公外婆都出身于读书人家，一辈子在小镇上做老师。外公有知识，却对子女的成长鲜有过问，外婆则希望子女的文化程度永远停留在够教中小学的水平。小时候，我感到她既为我能识字背诗而高兴，又非常忌讳谈论文学作品里的思想感情。刚上初中时，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和外公谈论起课文里的鲁迅，外婆竟拿筷子敲碗勒令停止，即使那个隔墙有耳、人人自危的年代早已过去。
长大以后，外婆希望我们家所有人都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千万不要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总是非常强硬地要求我读完大学就不要再读下去了，总是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要求我和姐姐去教书。现在，我明白了，这种把所有人都往同一条轨道上摁的简单粗暴背后，是深深的害怕和警惕。对外公外婆来说，知识本是一种家族信仰，“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却成为家族灾难的谶语，这是可怜的、可悲的。生在读书人家的他们、教书育人的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读过书而突然成了罪人，要坐牢、要认错；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因为自己读过书使子女不再拥有读书的机会。
大舅和二舅的青年时期是在下乡插队中度过的。后来大舅因为喜欢拉二胡差点成了无锡锡剧团的演员，再后来自学英语考了学，在小镇上教英语。他是个有些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人，明明很聪明，却从来没有用心做过一件事。我认为，这和他被耽误的青年时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舅当了工人，娶了一个农村老婆。我妈最小，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被县中录取，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读南京邮电学校，念了家乡的师范学校。没有读过大学是我妈最大的遗憾。记得我毕业那年正值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学院送给我们每个人一件绣了校徽的学位袍。我妈很喜欢那件衣服，在家里穿上要我爸给她拍照。
记忆中，晚年的外公总在买书藏书时偷偷摸摸，看书谈书时如痴如醉。对我读中文系，他是欣喜的。外婆在外公过世后住进了老年公寓。在老年公寓，因为她读过书、会画国画、会弹风琴，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老太太。有一次电视台去采访她，她很高兴。
从外公外婆那里，我明白了传统读书人信什么。读书不是为了改变，如果非要赋予读书以世俗的意义，它可能反而会给你带来痛苦：在古代，考不上科举是辱；“文*”时，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恶。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人”，一个站立的、大写的、丰满的人，一个自由的人。知识是一种力量，只有把求知作为根植于内心的信仰，才不会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走。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苍白、最平凡的一群人。他们的上一辈、再上一辈，都像田野里的庄稼，静默无名，野蛮生长。
小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回爷爷奶奶家，不是因为条件不好，而是农村的生活让我感到单调、愚昧和无趣。我无法想象爸爸是怎样从这样一个不爱读书的环境里考上大学的，但也由此佩服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应该不知道什么叫读书，但是我相信他们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否则也不会在那个连吃饭都困难的年代拼命供我爸读书。爸爸是幸运的，他是长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都没有读过书。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读过书的人会受到尊敬。家里的大事小事，他们都喜欢打电话问我爸爸。
在爷爷奶奶这里，我明白了农民信什么。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只相信能改变他们命运的东西。在古代，有农民起义。在父亲的那个年代，是点一盏煤油灯参加高考补习班。在如今这个年代，我不知道。也许，是一张开往上海的火车硬座票。
爸爸参加了三次高考，于1980年考入苏州大学。他最喜欢跟我讲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景是，那时候佩戴苏大的校徽乘坐公交车，一定会有人让座。如今每当看到媒体报道农民工怕弄脏座椅而宁愿蹲在地铁里，我都会想起这件事。
知乎网上有人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能成为社会精英不是因为考上大学，不是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是因为他们大学毕业包分配，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掌握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资源。我不否认这句话部分正确。可是首先，包分配对当年的青年们来说，不能选择，如掷骰子般没人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据说爸爸班上有一对互相爱慕的青年学生被故意拆散，一个被分到江苏的最南边，一个被分到江苏的最北边，过了好些年才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像我爸这样的农家子弟，则被毫不犹豫地扔去了苏北。其次，人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起点，人生的意义更无法用金钱与地位去衡量。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的同学有的早已离开原来分配的岗位和城市，有的下海创业满世界飞，有的位高权重，却因为过得不快乐而选择结束生命。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一代人的人生路归因于年轻时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