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许多书柜，都是我父亲的。还有不少奖状，是他在工作上拿到的。他在通信公司里做技术开发，一年到头几乎不休息，没日没夜地在公司里研究或者做实验。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个糟糕的人。虽然他既不动粗，也不摆架子，但总是工作优先。工作日就不用说了，他周六、周日基本上也会在公司。久而久之，我见到父亲就会紧张得像是见到叔叔伯伯一样。而他也总是一脸严肃，没精打采的。
那时我二十四岁，已经开始写小说，虽然这个年龄还是会被人当成孩子，我却自认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我：“你爸爸要去住院，你能帮他搬行李吗？那天我有别的事没法去。”我同意了，多少是出于身为独子的使命感。不，我是为了母亲。因为父亲很少在家，家里的事、学校的事、与社会接触的种种，都是母亲孤军奋战。这既是我对母亲的感谢，也是慰劳。
我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被查出恶性肿瘤，时日无多的，而父亲也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虽然不是毫无触动，但对我来说，父亲是个只会在公司里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人，那时我想得更多的是——刚知道他不能去公司了，接着就要去医院了吗？真是个不回家的人。
父母家和我家就在同一个街区，我经常会回去看看。我去得并不频繁，因为觉得那时再与几乎没有交流的父亲见面，就像是在借机平账一样。我不想他因为这种事情而取得借贷平衡。
“有句话我要事先声明，”他曾这么说，“我想往后我会越来越虚弱。这很正常，因为我快死了。音量渐渐变小后，乐曲也会结束，是吧？”
“所以呢？”
“不要因为我渐渐虚弱而惊慌失措。”父亲笑得露出了牙，“我死的时候，就是我的寿命到头了。我好好地走过了完整的人生。”
这是在逞哪门子强？我不屑地想，愤愤地望向身边。母亲耸耸肩，噘起了嘴说：“一直不管家的人还要装模作样，真让人头痛。”
那时，父亲确实是在逞强，但并不只是为了面子和自尊心。我之后才明白了，他选择在家接受治疗，是因为他还想教导我一些事。
之后去探望他的时候，见他盖着被子，房间里满是汗水与尘埃混杂的气味。他瘦了一大圈，脸色惨白，但看到我，依旧露出了虚弱的微笑。
“因为有药，所以也不是特别痛，只不过总是犯困。”父亲说他一天有大半时间都在睡觉，那感恩的语气就好像他现在清醒着说“我很幸运”一样。他眼睛无神，从被子中露出的脚踝细得令人吃惊。
“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吗？”聊了一会儿家常后，我问他，“虽然能做的有限，比如有什么想吃的或是想看的？”
“正如你所知，我自由自在地生活至今，”父亲故意说得文绉绉，“已经没有未竟的心愿了。虽然我很遗憾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
“这件事虽然是事实……”我觉得他比那些上了年纪却还恣意妄为、给周围人添麻烦的父亲要好得多，于是我又说，“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父亲要尽多少父亲的责任。”
“最近，我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事。”父亲隔着窗户，望向庭院的方向说道，窗帘拉着，他不可能看到外面的景色，“以前我们去过游乐园。”
“鬼屋吗？”
“对，就是那个。你记得吗？”不知是不是错觉，父亲转向我的眼眸中闪着光彩。
“我还以为你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你害怕进鬼屋，就在入口前蹲着不肯走。”
那段记忆的轮廓在脑中渐渐清晰。当时，朋友们一个接一个进入鬼屋，我却蹲着喊“我怕”，不肯动弹。“我没有办法，就先进去了。”那时父亲是这么说的，“我先去看看是不是吓人。”
“那又如何？”我问。
父亲的表情变得温柔起来：“我觉得就和当时一样。”
“一样？什么东西和游乐园一样？”
“我知道它不吓人，你也没有必要害怕，所以……”父亲继续说。
“什么？”
“我先去确认一下那并不可怕。”
我诧异地问他在说什么，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在那之后，父亲又活了半个月左右。我去看他时他多半在睡觉，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对话一天比一天艰难，但我叫他时他会点头，有时也会应声。
最后一次对话，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
“要拉上窗帘吗？”我起身问。父亲却嘟囔：“没关系。”
我看着他的脸，不清楚他是认出了我，还是在做梦。他继续说道：“一点都不可怕。”听他的语气，他像是在一个梦幻的舞台上和某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