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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怎样才能打动人心?(2)

时间:2018-09-16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梅俏 点击:

    我特别欣赏《愤怒的玉兰》,因为它的主人翁莫晓兵是在总结了自己反腐败失败的教训后,自愿离职回到家乡帮助农民开展保卫土地的斗争。这样一条自选的道路,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的。作者写这样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这就是书中坚持九年反腐败的王学瑞和陪伴他的莫壮学。这样的先进人物,深深地打动了作者,给作者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作者就是在这样生活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民保卫土地的群众斗争,创作出这样一位带有启发性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和乌坎的斗争相配合,就更显得光彩照人。
    第三,文艺要写工农兵的本质,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在特色社会里,文艺还能不能运用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南国三部曲》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条件。
    《愤怒的玉兰》结尾写到莫晓兵在警察追捕下,带着铁锁链逃到海边,被一位渔夫发现了。渔夫问他:“你是逃犯吗?”莫晓兵大着胆子回答:“我不是逃犯。我是玉兰村……”只报出一个村名,渔夫就猜出他是“为咱农民打抱不平的莫晓兵!”有了这句判断,就有了渔夫一系列的搭救活动。我在评论时,写下这么一段话:“它说明革命者不怕死,是革命者自身的最好保护伞;而人民群众是革命者的天然保护神。”现在看,毫无疑问,是作者运用自身的想象,给作品一个余味无穷的结尾。如果对人民没有本质的认识,能写出这样惊人之笔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有一个认识过程:
    自小我受到革命文艺的教育,看了《小二黑结婚》,就学着给村民写剧本,以村农会主席和一位寡妇恋爱结婚的故事为蓝本,写真人真事在全县演出,获得一等奖。从此,我就爱上了赵树理;到大学,读了《红旗谱》,又爱上了梁斌。这时只想着梁斌笔下的农民比赵树理的高大,不知道问题的根儿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遵照“讲话”的教导,利用下乡下厂劳动之机,主动和工农交朋友,确实也感受到工农群众值得歌颂。但是,知识分子高人一头的思想,仍然放不下来,对工农没有一个转变立场的根本认识。
    毕业了,工作了,经历的多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有了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自觉性以后,对这个问题才算认识到根上。记得我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笔下的暴动农民和鲁迅笔下的农民是那么的不同。一个确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则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个不同,反映的是世界观。当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上海听了陈赓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故事,他画了很多标记,打算要写,结果还是没有写出来。这说明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没有生活,即使是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是创作不出来的。
    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世界观改造的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有希望和人民接近。和人民接近的越多,对人民的生活“吃”得越透,创作的素材就越丰富;在创作的时候,想象的余地就越宽广,浪漫主义的笔法运用起来就越自如。正如魏巍同志说的:“愈是生活底子深厚,艺术想想驰骋的天地也就愈是宽广。”
    毛主席在“讲话”的最后说:“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有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自觉解决这个问题,才有解放区和解放后革命文艺繁荣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借鉴这个历史经验,透过迷雾,看到我们灿烂的未来。
 
作品集梅俏 责任编辑:秋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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