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以后，威尔的父亲送我们到盖特威克机场，内森费力地把我们的行李搬到手推车上，我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威尔是否舒服——直到连他自己都烦了。
“照顾好自己，旅途愉快！”特雷纳先生一只手放在威尔肩头，说道，“别玩得太high了。”说这话时，他真的朝我挤了挤眼。
特雷纳夫人没能请假过来，我怀疑那是因为她不想和她丈夫在同一辆车里待上两个小时。
威尔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有说。他在车里非常安静，用深不可测的眼神盯着窗外。我和内森一路聊着天气和一些不用过脑子的事情，威尔没有理会我们。
穿过机场大厅时，我还是不能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特雷纳夫人一点都不想让他去。从他同意我修改后的计划的那天起，我就知道她不敢告诉他让他不去。最近一周她似乎都害怕跟我们讲话。她静静地与威尔坐在一起，只跟医护人员说话，或者在花园忙活，以可怕的效率砍倒草木。
“航空公司的人会来见我们，他们要来见我们。”我说。我们走向登机台，我翻了翻我的文件。
“放松点。他们很少会在门口接人。”内森说。
“但是这把轮椅要以‘易损坏的医疗设备’来运送，我在电话上跟那个女人确认了三次。我们要确保他们不笑话威尔的医疗设备。”
网上的四肢瘫痪论坛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忠告、法定权利条款和清单。我再三跟航空公司确认了要给我们前排的座位，并且威尔要第一个登机，要等我们都在门口才能移动他的电动轮椅。内森会留在原地，把控制杆调到手动，然后仔细绑好轮椅，固定好踏板。他将亲自监督他们把轮椅装上飞机，保证它不受到损坏。轮椅将被标上粉红色记号，提醒搬运工它极其易损坏。我们被安排在了同一排的三个位置，所以内森不需用窥探就可以完成威尔所需要的任何医疗救助。航空公司保证说扶手都被抬高了，把威尔从轮椅转移到飞机座椅时，不会撞伤他的臀部。我们可以一直让他坐在我们中间，下飞机时我们可以先走。
这些都在我的“飞机场”清单上，在“宾馆”清单的前面，“离开的前一天”清单和旅行计划的后面。即便这些安全措施都一一实施了，我还是忧心忡忡。
每次我看着威尔，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做对了。前一天威尔的全科医生才允许他旅行。他吃得很少，几乎每天都在睡觉。看上去他不仅厌倦了生病，也厌倦了人生，我们的干预、我们乐观地尝试谈话的努力，想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不屈不挠的决心，这些统统让他厌烦。他对我很容忍，但我老觉得他常想一个人待着。他不知道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空姐在那儿。”我说，一个笑容灿烂、穿着制服拿着写字板的女孩轻快地朝我们走来。
“啊，转车时她会比较有用，”内森喃喃道，“她看起来不像能拿起一只冻虾。”
“我们能撑过去的，”我说，“我们俩能撑过去。”
自从我合计出想做的事情之后，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我的口头禅。那天在配楼和内森谈完话后，我就重燃起一种激情，要证明他们都是错的。我们不能按计划去旅行，并不意味着威尔什么都不能做了。
我登录留言板，提出一系列问题。对于威尔，一个越来越羸弱的人，哪里会是他养病的好地方？有人知道我们能去哪儿吗？温度是我主要的考虑因素——英国的天气太变幻无常了（没有什么地方比雨中的英国海滨度假胜地更让人沮丧的了）。七月底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太热，除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南部和另外一些沿海地区。你瞧，我脑海中有一幅图景，我看见威尔在海边休憩。问题在于，计划并实施只有几天时间了，让希望成真，机会渺茫。
其他人对我表示了同情，他们讲述了很多很多有关肺炎的故事，这似乎也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恐惧。有人建议了几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触动到我。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威尔会被触动。我不想泡温泉，也不想去他可能会见到跟他处境一样的人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向后滚动他们的建议单，没有一个靠谱。
最后，里奇，聊天室的忠实粉丝，帮了我忙。威尔出院的那个下午，他打出了一条信息：
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表兄是旅游代理，我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拨了他给我的电话号码，跟一个有着浓重约克郡口音的中年男人谈了话。他告诉我他的想法时，一只表示认可的小铃在我记忆深处响起。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确定了。我非常感激他，恨不得放声大哭。
“不用谢，宝贝，”他说，“你那个家伙玩得开心就好。”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几乎跟威尔一样疲惫不堪。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搞到了四肢瘫痪者旅行的精细要求，直到我们离开的那个早上我还不确定威尔的身体是否好到可以去。现在，旁边就是包裹，我盯着他，在喧闹的机场，他沉默寡言，脸色苍白。我又一次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要是他又病了呢？要是他像赛马那次一样，每分钟都觉得是种折磨呢？要是我搞错了整个情形呢？要是威尔需要的不是一个史诗般的旅程，而是在家里自己的床上待十天呢？
但是我们没有十天的余暇。就是这样，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他们叫到我们的航班了。”内森说。他刚从免税店逛回来，他看着我，扬了扬眉，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