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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衅

时间:2017-02-27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廖伟棠 点击:
诗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衅

  近来各种微信读诗公号的活跃、电视诗歌节目的走红,两者应该有点关系。前者侧重于现代诗,倾向于在深夜用深情文字让大家抱团取暖,实际上是古代“诗可以群”这功用的时尚化;后者偏于古典,且和教育相关,似是为儒家的诗教传统招魂。诗教者,“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赋予了《诗经》在后世儒家功利主义的权威地位,而“诗三百思无邪”这句话则似乎标榜了它的道德高度。
  以上都是在强调诗的“有用”,和公众以前轻蔑诗的“无用”,其实是一样的一厢情愿。诗固然可以兼职教化、承载道德,但它本身是非功利的——文,本来是形式,“纹”之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强调的是形式之美帮助了内容传播,而不是相反。
  对于真正的诗,道德更是可笑的东西,我们现在都知道诗经里面那些男女欢爱的篇章真的是爱与欲之诗,而不是卫道士一直意淫的君臣之喻,那么“思无邪”便可以理解为创作过程的心无旁骛,而不是主题思想的禁欲。
  后来梁简文帝萧纲说过著名的一句话:“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在古代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前者可为,而后者不易。文字的风流跌宕关乎才华,也取决于意识的解放——但很多文人以为立身的放荡等于为文的放荡,许多勾引文学女青年的文学男中年,其文采之粗糙唐突,于日前那位自暴其丑的国家二级作家的潜规则短信中可见一斑。
  西方当代诗人,立身不求谨慎、为文极尽放荡的,垮掉一代之后有不少好例子,比如说最近终于有了中译本的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时代》杂志称之为“美国底层人民的桂冠诗人”。他也写过不少情欲诗,可是俐落洒脱,与前述那位猥琐的二级作家大为不同,我想关键在于,他做到了“思无邪”,他并没有想着用诗去骗取肉体,相反,他的诗挑衅着主流价值观对爱的推崇,裸裎着爱的绝望。
  他的人生与写作密不可分,杰伊·多尔蒂(Jay Dougherty)在《当代小说家》中形容:“他的诗和短篇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通常是一个落魄作家‘亨利·中国斯基’(Henry Chinaski),这人从事边缘性的工作(常常被炒鱿鱼),酗酒,和妓女、荡妇们**。”现实中的布考斯基大学未毕业就因写“下流”小说被父亲逐出家门,35岁放弃写作,开始了十年浪荡生活,因此而来的灵感滋养他中年之后的诗文,使他成为一代叛逆者的偶像、“洛杉矶的惠特曼”。
  
  布考斯基的代表作诗集《爱是地狱冥犬》(中译者:徐淳刚)里面,有一半的诗与他身边轮流转的异性伴侣有关,他生活混乱,却艳遇不断,很多女人慕名而来,但大多数在他诗中留下的都是头发的颜色、身材的描述、*爱的餍足与倦怠。最动人的却是一首悼念一位素未谋面的女粉丝的,《几乎是一首成形的诗》:“如果我/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捻着一支烟,听见/你在厕所小便,我会更爱你/但这没有发生……你的情人背叛了你。小乖乖,我回信说,所有的情人都会背叛你……如果我见过你/我可能辜负你,或者你辜负/我。这样最好。”
  布考斯基的诗有极多赤裸的性描写,但这其实不是他真正惹怒美国卫道士们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以一种“颓荡”的方式嘲弄、拆解了所谓的美国梦。那种相信爱与信仰,相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整体价值观,是资本主义有效运作的保证。而这个诗人,不生产,不恋爱,除了烟酒不消费,而且写诗笑话身边那些兢兢业业赚钱的人、爱得死来活去的人、买卖奢侈品自欺欺人的人。
  难怪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这样一个诗人注定大煞风景——他写过一首诗《这位诗人》,讲一个诗人喝了三天的酒,然后在大学举办的高级朗诵会上掀起钢琴盖往里呕吐,从此被各大学列入黑名单。这是个隐喻不是吗?“他们从不/关心/他朗诵的/水平”,只在乎诗人应该和钢琴一起优雅。
  这样的诗人,也不可能在诗教严谨的国家被请上台的,怕他教坏青少年。但有意思的是,喜欢阅读布考斯基的诗和通过传记和电影窥看他的人生的,在善良乖巧的中产阶级中也大有人在。那是因为对于后者,他呈现自身为悲剧,“悲剧总是处于残忍的边缘,使悲剧区别于真正的残酷的因素,在于它具备一种超越自身的意图”(莱昂内尔·特里林《惰性的道德》)。公众理解中的布考斯基,是以写诗这一行为成名、超越了“失败人生”的悲剧角色。人类观看悲剧,是会获得一种道德愉悦感的。
  布考斯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甚至反感这种所谓的超越,他写“永远唾弃我吧/贝雅特丽丝”!这是他和传统诗人如但丁的最大不同,但丁永远渴望贝雅特丽丝引领他超越炼狱直抵天堂。他说“我的爱碎了,/但今天的股市/上升”。他的诗拒绝安慰,也不安慰众生,诗可以群却不群,这倒像杜甫说李白的“飘然思不群”了,思不群、思无邪,在古代可“思”,在当代则可以“行”吗?群众会喜爱一个写烂诗但愿意出席电视诗歌秀去与民同乐的诗人,却不会同情一个孤介的、“独立市桥人不识”的离群者。
  在群居动物的社会,孤独就是不道德的,甚至被嫌弃的。布考斯基不在乎,却意外地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在晚年大受欢迎,这只能说是时势造就。他写过一首非常动人的诗,关于自己的不合时宜,《就像麻雀》:“……在流行年轻的时候,/我老了。在流行笑的时候,我哭了。/在本来无须太多勇气就能爱你的时候,/我却恨你了。”——在大众都意淫着诗人的爱的时代,他这样重塑了诗人应该有的决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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