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不少人和我有同感：如今在春节期间看相声小品，感觉没有以前好笑了。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有一点似乎很少被提到——所谓的“笑点”也是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的。“不好笑”的原因，往往是台上的人们没有足够意识到，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已慢慢发生了变化。
长久以来，国内喜剧表演中常见的一种笑料是丑角式的，即演员之间的互相贬损或夸张地自吹，一如小沈阳在一个小品中对其余两人说的“你改不了吃他”。当然也有许多观众看了哈哈大笑，然而设想一下，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这样对你说话，你大概不会觉得他“幽默”，即便不算人身攻击，至少也是油嘴滑舌。
这当然并不是现在才如此。相声和二人转原本都是出自底层社会的草根艺术，其艺术风格中的笑料正是以“大俗”为特色。早年相声艺人祖师之一的韩麻子据载就“嘴极刻薄，其村野不堪入耳”，而二人转更是明确提出“为了大众，必须俗行”，这在传统戏曲中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谓“无丑不成欢”。这无可厚非，至少它们的盛行意味着观众就好这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制造这些笑料时，人们往往把“幽默”与“搞笑”、“讽刺”、“油滑”乃至“人身攻击”混为一谈。把“你能不能给大家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这样的话视为“幽默”，全属用词不当。
作为“幽默”一词的发源地，英国社会盛行的并不是这一类油滑的笑料——事实上，英式幽默有时很难让其它文化的人理解，甚至觉得一点都不好笑。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在意幽默，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个新教国家的人们普遍有某种“社交拘泥症”，而一句风轻云淡的微妙自嘲适可缓解彼此之间的尴尬气氛。这往往需要某种绅士般自嘲的勇气，当然，英国人也以尖酸刻薄著称，当年约翰逊博士在其编撰的《英文词典》中对“燕麦”一词的注解就是：“在英格兰喂马，在苏格兰养人。”但无论如何，那既不会是直接辱骂，也不侮辱对方的人格，因为那不仅有失体面，且触犯到了他们的权利——换言之，到那个尺度就“越界”了，不再是“幽默”了。
国人也常常把周星驰的“无厘头”视作是“搞笑”，然而在周星驰电影中却不会出现对人格的贬低与侮辱；相反，他再三呈现的，是一个个小人物也有其尊严，尽管由于其艰困的处境，这种尊严的诉求有时带着某种笑中有泪的悲喜剧意味。就像《国产凌凌漆》中说的“就算是一张卫生纸、一条内裤都有它本身的用处”，《喜剧之王》中那个跑龙套的尹天仇则一本正经地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些话脱离了那个语境都并不好笑，但在那种反差之下，你在发笑之余，还能感受到这个小人物尽管看上去无厘头，但他是认真且有尊严的。
相比之下，在国内的相声小品中，我们却常常看到对非主流人物和价值观的不尊重乃至歧视。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上海的独角戏中也常以苏北人、崇明口音乃至他人的身体缺陷作为笑料。当你发现自己的口音、外貌、单身状况成为他人取笑的对象时，你多半是笑不出来的。
我无意为喜剧艺术划下政治正确的红线，只是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国人借用一些新概念（“幽默”一词原本是林语堂对英语humour的翻译）来指代社会事物时，并未真正理解这个新概念的意思，而只是新瓶换旧酒，名词虽换，本质未变。
实际上，这也不仅是在“幽默”的问题上如此。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会发现很多人嘴里说的新名词，内涵仍是原先的那一套。当他们说到“信用”，指的更多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一种道德品质；提到“服务”时，他们真实的含义有时是“服侍”，因为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是享受着像大爷一般的身份，恨不能来一句“伺候着！”还有很多年轻人都被谆谆告诫“踏上社会，不能高智商低情商”，但这里所说的“情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会做人”。
和“幽默”一样，“情商”（emotional quotient）原本也是一个外来词，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1965年提出的概念。在戈尔曼看来，情商至少包括五个面向：认知自我情绪、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不难看出，这些其实都是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中衍生出来的，暗含的前提是个人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人和谐相处。从某种角度上说，这非常接近于“个人的自由是他人的自由”，是一个人在“管好自己”（个人自治）、“认识自己”（著名的古希腊德尔斐神谕）并“自我实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一层）的基础上，进而去尊重理解他人，最终实现人际关系的良好互动。
那么，当下中国社会又是如何理解“情商”的呢？大体上，国人的理解顺序是相反的——你会发现，在中国人谈到“情商”时，“搞好与他人的关系”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点，同时还是“情商”高低的唯一衡量标准。这就变成了一个自循环，其中看不到对个人品性锻造、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强调，而是一味地强调“会做人”。这样，一个人即便有很强的自制力和自我生活能力，且能自我激励去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事，甚至也能体察他人情绪、理解尊重他人的权利，但只要他不肯跟人打成一片，就会被非议是“情商低”，而前面所有那些都不重要了，这个社会一边倒地要求你屈抑自己来与人“和谐相处”。
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所谓“情商高”就此被庸俗化地理解为“会搞关系”，须能说会道、跟人打交道起来八面玲珑。这个好用的新词被到处拿来教导那些不能、不想或不肯融入圈子的特立独行的人物，甚至认为高智商的人多半心高气傲难相处而“低情商”，而要“情商高”就得“厚道、随和、会做人”——真正落实下去，甚至连“厚道、随和”都不重要，往往只是会钻营、对领导们投其所好而已。但这并不是那个基于个人权利的“情商”，而是换汤不换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