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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

时间:2017-01-24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鲁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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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2〕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Salon)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3〕。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4〕。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5〕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6〕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7〕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8〕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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