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相亲》是一档相当奇特的节目，它创造了足够多的话题，也激起媒体持续跟进的兴趣。第一期一位嘻哈风格的天津小伙，看上40岁的姐姐，直接被妈妈给否决了，而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默默承受下来，坐在旁边，甚至还流下眼泪。第二期节目，策划的痕迹更重，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父母所扮演的权威角色。甚至有父母当场许诺，娶了自己女儿的话，会有婚房。
不管是第一期的选儿媳还是第二期的选女婿，嘉宾的父母都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这个节目引起舆论批评的焦点，就在于在整个节目中，是父母在决定子女的婚姻。或许为了冲淡人们对此的反弹，在1月14日播出的第3期节目，特意找来了一个外国家庭。父母包办婚姻，在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100年来，无数的文艺作品，都在赞美自由的爱情，而到了2017年，人们却观看了一场父母包办婚姻的好戏，现场主持人、嘉宾与观众，似乎都陶醉在这种场景之中，怎不让人感到惊诧。
这个节目引起的激烈的讨论，说明节目组对这种包办婚姻的场景设计，其实正好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现实。10年前（2006），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新结婚时代》同样引起广泛讨论，这部电视剧聚焦的“新时代”，是自由恋爱结婚在大都市中遭受的折磨，家庭优越的女主角，与靠打拼在城市站稳脚跟的男主角，双方因为成长背景不同而引发了种种矛盾。
那时，公众聚焦的其实是城乡矛盾在婚姻中的反映，也就是所谓“凤凰男”的处境。而到了2016年，先前几家卫视推出的几档相亲节目，使出浑身解数，都很难引起公众关注了，直到这种“包办婚姻”式的相亲，才触摸到时代的灵魂。
这10年，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城市房价的变化。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城市，房价翻了数倍。10年前，一个名校毕业的男孩，可以靠自己的打拼，在大城市打拼买到房子，而今天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所谓凤凰男，通常具备的就是这种自力更生的骄傲，靠自己力量在城市站稳脚跟，也是为自己赢得浪漫的底气，他们泡上城市姑娘，也就觉得心安理得。
今天，凤凰男已经变成落汤鸡。前两天在郑州，一位“郑漂”把包忘在了公交车上，里面一个记事本，完整地记录了他一年的账单。一年总收入92000元，而到了年终，只结余15400元。每个月的花销记得清清楚楚，房租、生活费，朋友结婚礼金，父母生病，到女朋友家送礼，这些开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记事本的扉页上，写着“做最好的自己”，这是李开复先生散布的成功学，但是用在一个普通青年身上，却只有讽刺与沉重。
在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每个月8千块工资不算低了，但是即便自己做到最好，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买房。郑州尚且如此，在北上深这样的地方，年轻人的处境就更可想而知了，过去那种凤凰男，已被高房价绞杀，再也难飞起来了。
过去10年，中国经济社会运转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城市化。城市扩建，大城市在疯狂地汲取小城市的资源。一个普通地级市家庭，条件好的话，会想办法在省城买房，而县城的家庭，则会使劲向地级市流动。居于食物链最顶端的，当然是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他们面向全国挑选自己未来的市民。即便是省会城市的高房价，已经让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望而却步，但是，每一个省会城市的房子，都能卖得出去，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家庭资产流动。
我周围的很多青年，就是靠家庭的力量买到了房子。一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一天突然接到父母电话，父母已经在成都为他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户型，在地级市生活的父母，已经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款，他们以孩子的名义，办了贷款。每个月还贷的数目，已经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并不担心，因为还贷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父母也会参与进来。
如果这位年轻人选择伴侣，父母拥有一定话语权，又有什么奇怪呢？他们出钱买了房子，一个姑娘要通过婚姻的形式入住他们的房子，他们为什么不能发表意见呢？
90后们如果以1990年出生计算的的话，26岁正是适婚年龄，大学毕业4年，大多数都不可能靠自己的收入在省会城市买房。他们的父母，大多在50岁上下，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50岁上下的城市人，如果能力还可以的话，他们经历了福利分房，又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初级阶段，已经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受益者，他们有能力为孩子买上一套房子，甚至有能力帮孩子创业。
《中国式相亲》中的那些男嘉宾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自信爆棚，指手画脚，甚至现场测量女嘉宾的手温（手脚冰凉不利于生孩子）。第二期中，一对上海父母，在为女儿争取的时候，直接说出“我们已准备好了婚房”这样的豪言。在面对一个创业的男嘉宾时，两个女孩的父亲都表示自己的资源和经验，可以帮到他。“帮”和“干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是说话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包办婚姻回潮的背后，是这些年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变化。2006年，有人将英国小说《自杀俱乐部》翻译过来，并推荐到豆瓣上，书中“父母皆祸害”的看法成为流行词，在豆瓣上，一度发展成有10万人参加的讨论小组。而在QQ空间和各种论坛中，也有很多相关的讨论。大多数参与讨论的青年，都是80后，他们和父母关系普遍紧张。
在匿名的条件下，大家大倒苦水，父母的各种丑陋、缺点和错误，都被展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当时正在走向独立的80后，对父母权力的反叛。10年过去，到了90后这里，由于大都市房价暴涨，他们独立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相对80后而言，90后们与父母的关系大为改善。
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与父母疏远的进程。现代社会的核心，在于契约观念而非血缘关系，大家庭走向解体，个人的流动性增加。因此，整体上的趋势，是子女对父母的疏离，这也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
中国这一进程，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和现代教育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有出息的青年，会远离故土，到大城市寻求更现代的教育。“离开家庭”是现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和情结，不管是女性追求独立，还是男性出门革命，首先都是对大家庭的反叛。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现代化”，从大家庭的一分子，变成一个独立的契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