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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时间:2017-01-20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沈彻 点击: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 —亚里士多德
 
  因为无法忍受同性恋“风化罪”给自己带来的雌激素“治疗”(即化学阉割),艾伦·图灵,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之父”1954年6月7日,用半个含有氰化物的苹果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但学术界与科技界并没有歧视他和遗忘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灵奖成为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苹果公司的商标更长期被误认为是在向图灵致敬,连乔布斯在接受采访时都感叹:“上帝啊,我们希望它是真的。”
 
  在数万人自发签名请愿的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在2009年发表了正式的道歉声明:“我们错了,您本应得到更多奖赏”——对一位曾在二战中协助军方破解德国传奇密码系统Enigma的大功臣来说,这份道歉虽然迟了但非常重要。
 
  今年6月23日,是图灵诞辰百年祭,如果他在天国有知,他最为关注的恐怕不是名誉得雪,而是自己一手开创的人工智能领域短短数十年间的飞速发展。他或许会无法想象,一个庞大而炫目的IT帝国,如何将科技的应用化及商业化推向极致。
 
  上世纪初的四十年,是属于科学家与科学界的黄金时代。就像“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姆回忆20世纪20年代时的感慨:“那是个群雄竞起的时代,那是个需要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人们急切地往来通信,匆忙召开各种会议,辩论、批评,用数学方法提出令人叫绝的即兴想法……那是个开天辟地的时代。”
 
  大卫?希尔伯特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雄心勃勃地提出了23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43年后,他的墓志铭上依然自信地写着:“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也终将能够知晓!”这种信心,来自于天才的群体性涌现和民众科学意识的蓬勃兴起。
 
  在希尔伯特任教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前前后后产生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1927年关于“电子和光子”的第五次索尔维会议更是成为史上阵容最为豪华的科学会议:获邀的29人中有17人最后获得了诺贝尔奖。国人在痛悼刚刚辞世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数学家谷超豪时,必然会提到老先生教书育人近六十载培养的学生中已有9位当选为中国两院院士,但却未必会想起1937年逝世的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66岁的他的助手和学生先后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
 
  在爱因斯坦、彭加勒、希尔伯特、冯?诺依曼、朗道这些全能学者逝去后,当代科学已经发展到极为专业化的程度。再没有什么人能精通某个学科的全部主要内容,全面掌握整个领域与各个分支的知识,遑论打通各学科界域,于是纯粹理论研究再次偏向于封闭化、孤立化、碎片化、个人化。
 
  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成功证明了被认为是“数学家最渴望征服的问题之一”的“庞加莱猜想”,但他却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甚至拒绝了百万美元奖金。因为他认为,只有诚恳的、纯粹的、只从数学本身出发、不掺杂其他任何杂质的肯定,才配得上自己给数学带来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玛莎?葛森在《完美的证明》中说,“俄罗斯数学精力旺盛、活力四射的时代即将告终,一个封闭、隐蔽、个人主义集中的数学时代即将开启”。
 
  与之相比,被公认古怪的数学家保罗?厄多斯恐怕都显得正常无比了。虽然厄多斯从来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职位,只拿着两三个旧皮箱的私人行李周游世界,但他撰写的1500篇论文中的共同作者超过250人,以至于学界专门创造出“厄多斯数”的概念,从社会网络角度来形容这种科学共同体的合作行为。看似洋溢着客观分析与理性精神的概念,原来竟是这般毫无烟火气的温情脉脉。
 
  科学发展的逻辑演变史绝非简单的线性图式,而是包含了知识复杂的层叠堆栈,还有科学家作为个人与科学共同体以及外部社会的纠缠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简单明了与学界共识,或许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的话:“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正因如此,相信很多科学家都会认同图灵在剑桥大学的老师维特根斯坦的话。这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在图灵辞世前一年去世,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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