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记得大约是在2012年4月份，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此片的时候，特别通知我们说有重点电影，大家尽可能要克服困难来参加。接到这样的通知，我有幸参加了第一版的看片。这个版本很长。我们通常一个下午看两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我们看了一个下午。看之前，就知道《白鹿原》是一个重点片，它拍摄酝酿、反复及准备时间比较长，也曾对剧本有过讨论，在拿到广电总局审查之前，陕西广电局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分别对完成片做了审查，同时这个版本在陕西和北京还曾以非正式的形式邀请了一部分作家、评论家以及文艺界的领导看。因为已经有了来自陕西两份官方的审查意见和一些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性评价，所以电影局对这个电影非常重视，也是很自然的。我们看完了以后，做了一些讨论，讨论后大概形成了一个意见给剧组。后来这个片子又曾几次送来再审。后面几次，我仅参加过一次。为了比较这几个版本的异同情况，我接到祝东力兄叫我来的电话，就又专门到电影院看了影院版。因此，我一共看了三遍，比较起来，影院版肯定在篇幅上面少了许多。最初的一版，和小说一样，是一直写到1950年代，白孝文在建国后还做了县长，白嘉轩专门去看儿子，看的时候劝他是不是可以成家。白孝文表示，完成父亲的重任，看来是没有可能了。、
《白鹿原》的影院版从1938年，一直到1950年代，差不多20年的内容，完全给拿掉了。这样一个版本，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边上观众很多，但是大多对这种删节有些心理准备不充分，电影突然戛然终止地结束，观众似乎不太能接受。观众中不少是青年人，结束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怎么，没了？还有说：这是怎么审的？还有的好像说了“这是什么玩意”之类的话。这样的直觉式的反应，竟然还扯上电影审查这个因素，把电影外的非文本因素，也放到电影的观赏里面，这个很有意思。我从影院看完片子回来后又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电影放了两天后，评论确实是两极。有的说虽然删了一些东西，但还是今年最好的电影；有的说不能看，太差了，电影少了很多笔墨，历史就这样被腰斩、夭折了。这种很有意思的评价、观影反应，也让我想，这样一个电影，究竟应该怎么去看呢？影片改编的文学原著，小说《白鹿原》，差不多已经成了公认的经典名著，作者陈忠实也是文学史上的神话级的人物。这样的改编，究竟是成功呢，还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呢？我想这里面可以评说的东西，确实还是挺多的。
李云雷（《文艺报》社）：《白鹿原》最早是1992年—1993年连载在《当代》杂志上，后来1993年正式出版，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修改版”，中间有过较大的争议。今天看到《文艺报》上有一个消息，纪念《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应该是从杂志上算起来的，其中说到累计销量达到138万。《白鹿原》自从出现之后，在文学界的评价一直很高，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白鹿原》是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与1980年代以后的“新历史小说”这两种叙述模式的一个综合，有一个它自己的协调，一个创造性的表达，比如说文学史上经常会把《白鹿原》跟《红旗谱》、《创业史》一起讨论，讨论它的历史观，讨论它呈现的那种儒家的、民间的思想视野，对革命的阶级史观的反拨。但是另一点，也值得关注，这部小说其实受到社会主义文学很大影响，比如说陈忠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他受到柳青的影响特别大，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包括《白鹿原》里面，都有体现，他对白鹿原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特别了解，我觉得，这与陈忠实在创作前曾经当过10多年的乡镇干部有密切关系，这还是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传统。另外像《白鹿原》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跟我们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有很大关系。陈涌先生的的文章《关于陈忠实的创作》，通过对陈忠实早期作品和《白鹿原》的分析，确定了陈忠实与《白鹿原》在文学界的重要性。但是陈涌先生的思路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一些不太切合作品的实际，他主要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来概括《白鹿原》的写作方式，用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来把握陈忠实的创作，他认为小说中虽然倾向性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他对生活的呈现，还是很真实的——但是我觉得用“真实性与倾向性”这样的理论概念很难把握《白鹿原》的总体面貌，或者说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左翼文学的范围，陈涌先生所肯定的《白鹿原》中的“倾向性”，只是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而并非小说总体思想中所呈现出的“倾向性”。这里表现了《白鹿原》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关系。另外，《白鹿原》与198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也是既有相似也有差异，相似的是它们都对传统史观有所反思，但“新历史小说”或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以某种观念（比如欲望、权力、性）重新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但《白鹿原》不同，它包容了某些因素，但呈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样貌。
这是《白鹿原》与两种历史叙述方式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白鹿原》开创了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一些叙述模式。比如说我们在1990年代之前，很少看到把地主写成一个好人，但是从《白鹿原》之后，这样的作品就很多，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最后一个寡妇》，都会把地主写成好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并且我觉得在《白鹿原》中处理得更复杂，小说中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像某些小说中只要是地主就是好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重点放在描写“新人”上，比如五四时期的青年，像巴金《家》中的觉慧，包括柔石《二月》中萧涧秋这样的启蒙新人，一直到1950年代以后，我们注重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1980年代以后，像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这样一些“新时期的新人”。但是到《白鹿原》开始另一种模式，就是开始描写“旧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对“新人”的描写上，这是他的一个开创，应该是它的一个综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以家族叙述的方式宏观把握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小说创作，以及影视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