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的提纲，《谁在杀死中国的传统媒体》，彼时虽未及深挖，但至今读来，仍然言犹在耳。
今年这一年，在传统媒体人纷纷奔向新媒体自媒体或干脆远离，加上传统市场化媒体营收的掉头直下，传统媒体已死或将死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都自媒体新媒体时代了，做纸媒还有什么出息前途？”
充塞于耳的，都是这样的声音，有善意的提醒，也有无奈的哀叹。
但是，新技术真的是杀手吗？
“传统媒体的巨人正在倒下，原因值得关注，但不必惊慌。”
《经济学人》2006年对新技术背景下传统媒体行业大势做了这样的概括。
8年过去了，好几个国际知名的纸媒关停并转了。在国内，关停并转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但也早已是一地鸡毛了。
在信息的采集、传播方面，即时传播技术对于纸媒传统的采集传播方式的解构，对于媒体组织结构的冲击瓦解，都是不可逆的，这一点，对于国内国外媒体来说影响都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向死而生，有人向生而死，鱼有鱼路，虾有虾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道，传统媒体公司决策不同，最终命运自然各异。
但是，悲剧在于，在中国，与欧美不一样的是，技术借助了中国的独特性，正在整体上摧毁传统纸媒的基础，而不是媒体借助技术进步寻找自己的未来。
勒紧传统媒体脖子的绳索，是中国的媒体管理体制和媒体机构自身挂上的。
在中国，纸媒被历史赋予的政治属性太强，虽然许多媒体早已是市场的产儿，依托市场而生，但其世所罕见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性质，至今未能摆脱，无论你是否仰赖市场为生，媒体机构媒体组织机构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独立的人格，本身并不拥有独立的健全的市场主体地位。虽然改革一再声称，要赋予纸媒这样的地位。
这就意味着，纸媒在它的决策、机构设置、内容产品开发、投融资、人力管理等诸多方面，受制太多，无法与真正市场化尤其是美元下的蛋的技术主导型媒体公司相提并论，更不能跟其他国家的媒体公司相比，其利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欲望和能力，也因此而只能飘浮于表面。
虽然市场化媒体依市场而生，但市场却并不是真正的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自然，技术也就不是媒体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当面对新技术冲击的时候，欧美成熟国家的媒体公司，能够迅速地寻找应对改变之道，无论是向新媒体转身，还是内容付费，或转手或融资或关张，抑或其他模式，这种根据技术和市场调整变化的自由裁量权，中国的传统媒体并不真正拥有。这使得变化来临，中国传统纸媒总是反应迟钝，未来的局面自然更加严峻。
面对挑战，中国的纸媒在体制、技术、资本、人力、管理、运营等方面，无一优势。
过去纸媒的唯一优势在于提供信息所产生的公信力，如今这一块也在迅速被摧毁。
如前所说，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的采集传播已被不可逆地瓦解了，更悲剧的是，当某些新闻信息已经人所共知的时候，传统媒体依然还被要求不得对此报道评论，原本，传统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专业水准，提供可能更为独特的报道内容，而这种内容目前自媒体等都还无法完成。这对已经被技术冲得七零八落的纸媒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中国的传统媒体过去是在政治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享受的是政治垄断下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孳息，过去日子过得还不错。这种与政治的关联性，使这个行业一直处在只生不死，虽然也有竞争，但这种畸形的竞争，该死的死不了，能发展的没机会，最后沦为一种整体性资源消耗战，资源投入不能产生效率，反而让行业一直徘徊在低水平。
低水平的另一表征，其实就是这个行业的人，习惯于被豢养。
我们这些传统纸媒的人，从机关而事业而不完整企业，大多有着传统文字工作的清高散漫，没有经历过真正残酷的职场生涯，付出远远低于技术性平台上工蜂似的职场生活，其结果就是组织效率低下，这种效率，根本无法跟技术性平台的效率竞争，甚至，不配跟传统产业竞争。
这些，既与媒体管理体制有关，自然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我们今天不得不开始承受当年政治垄断保护的恶果了。
另外，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纸媒并不能像成熟国家一样利用自己已有的品牌影响力建立起自己的付费墙来。于是，成为技术主导型媒体平台或公司的蓝领工人，甚至农民工，成为绝大多数纸媒唯一选择。
不过，这一点也多少有些周瑜打黄盖的味道，你情我愿。虽然纸媒的内容似乎不值钱，被换成了技术型媒体平台的点击率和广告，但是，好歹，纸媒有价值内容的影响力，也借助技术型平台，超越了原来自己的传播路径和范围，无远弗届，对于纸媒提升技术主导变革时代的影响力，帮助甚大。
这一点上，我做月刊的中国周刊，体会最深。
对于中国周刊来说，不是技术瓦解了它的产业基础，而是技术为它的成长提供了帮助，社交媒体对于中国周刊品牌影响力的塑造，省钱省力，可谓居功至伟。
当然，我们是否真的利用好了这个机会，为杂志发展夯实基础，那是另一个问题。
新技术带来的媒体业态的变革趋势不可阻挡，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下滑同样不可阻挡，其空间和天花板已经明显，但至今我丝毫不认同传统媒体已死或将死的看法，哪怕事实上会死掉相当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