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方法(2)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巳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看李敖的读书方法  　　  　　  　　  　　  　　  　　
　　文/文涛  　　  　　  　　  　　
　　　　以为然否？看李敖的读书方法  　　  　　  　　  　　
　　　　年少时除了金庸、司马中原、柏杨之外，特别喜欢李敖。他笔锋犀利流畅，月旦权威，不留余地，读来过瘾。当年有一种书属口袋型，轻握掌中，感觉很好，因此李敖的书都购藏了。不过，后来的许多官司，让我觉得李敖的“谋算”太深，太可怕，于是逐渐和他的书拉远了距离。  　　  　　  　　  　　
　　　　一别几近二十年。前些天看央视《海峡两岸》节目，电视荧屏上再见他的风采，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说来都有凭有证，不像是吹的，不禁对他的渊博重燃兴趣。  　　  　　  　　  　　
　　　　李敖的渊博和他的精于读书，善于用书大有关系。最近买了他的《要把金针度与人》——200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值得推荐这本书是根据1983年他自己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收各书的导读集合而成。书的封底介绍说——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和现代的中国——这段话虽然广告味道浓厚，但多少道出这本书的价值，尤其序言，谈到怎样读书。李敖说他看书只跳看一遍，“所谓跳看，是每页的重点让它跳出来给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地死读，也不是所谓连读。连读的方法我看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骗人的。”这个方法可以加强读书效率，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觉得“跳看”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对相关问题已具备相当认识，才能有拨云见月之功，轻易找出重点；二是带有目的去读，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寻索重点。而且“跳看”只适用于查阅资料，不能用在文学欣赏。试想“孔雀东南飞”，如果不跟着“五里一徘徊”，怎能理解个中淋漓反复的曲折情节，怎能品味诗中主角死后合葬，有情人“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的缠绵哀痛？李敖读书方法的第二个重点是眼到手到，“重点部分立即用色笔勾出，剪刀剪下或刀片割下。这样子随看随动手，再把‘分尸’下来的分类处理。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跑不掉了。它永远为你所用，并且拈之则来，不易忘记。”这确实是好办法，尤其对年事稍长者。年纪有了，记忆不好，过目即忘，读了等于没读。若能眼到手到，在书本上勾勾划划，写写眉批，作些简单笔记，必有助于记忆。其实慢读比泛泛而读有效。第三个重点是同步通读，同个主题串起来读。他说在跳读过程中，对重点有兴趣，会找来其他相关的书同步钻研。“这时候，不是每次只看一本书了，而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与补充。这样子折腾下来，书才真正为我所用。”这个层次的读书已经不是单纯读书，而是在做研究了。不过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加强读书的深度与兴趣。  　　  　　  　　  　　
　　　　做事讲求方法是对的，识得窍门，事半功倍。李敖的读书方法积极进取，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所为而读”。可是，海阔天空，瞬息永恒，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一端，以为读书非如此不可，破坏了兴趣反而不好。为怡情遣兴，读书也不妨随兴之所至，飘到哪里就落在哪里。喜欢时随手拈来，倦了掩卷寻梦而去；能记得最好，忘掉也算了；重读时幽默处可以再莞尔一笑，悲戚处再扼腕叹息吧！这样“无所为而读”，也不失方法之一，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巴金的读书生活  　　  　　  　　  　　  　　  　　
　　（文/唐宋元）  　　  　　  　　  　　
　　　  一个人一生读什么书，往往是他生命轨迹和思想轨迹的反映。作家巴金的读书生活更是如此。巴金一生著书，一生读书，著与读，几乎融为一体。而读先于著，大致可以从他读书的过程看出他思想演变的过程，著作则是其丰硕的结果。   　　  　　  　　  　　
　　　　对于巴金来说，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的过程，思索生活和认识生活的过程。读与思，让巴金的思想得以发展，情感得以升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读书成就了巴金。   　　  　　  　　  　　
　　敞开胸膛吸收   　　  　　  　　  　　
　　　　巴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并且，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大道理”，但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 而像鲁迅以其《狂人日记》一样，以其《家》向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清算？读书在此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诚然，巴金也与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对这些“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曾“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听过他们“不少动人的故事”，但仅有对他们的“不自觉”的“同情”远远不够。巴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吸收潮水一般涌来的新思想。面对新的时代，尽管难免“张皇失措”，但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他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也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中吸取过精神力量，还喜欢读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巴金后来认识到当时自己的思想“浅薄与混乱”，但正是大量的阅读，对新思想的广泛吸收，让巴金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我们的上辈犯了罪”，产生了“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的思想，开始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青年，“到民间去”。也许巴金最初并未准备做一个作家，只是想到“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从《巴金的一个世纪》（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年谱式记载中也可看出，当时的巴金确实像一个职业革命家那样活动过，但他最后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立身于社会的。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情感积累，为他写出像《家》那样的成名作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而读书，又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