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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选载)(5)

时间:2009-04-26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张宏杰 点击: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1)

  自行车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像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1945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三)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辞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2004年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中国政府通过发言人表示了例行的愤慨和遗憾,而韩国却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2)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睚眦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复杂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再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意外的韩国
  (一)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清:聂士成《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像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3)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二)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中国人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差在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球场上,虽然我们倾尽全力,也能打出些像样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优势。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90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像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像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较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嘛!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4)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一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轻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三)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像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像阿Q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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