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先是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不到24小时之内，就传来斯诺登已经登上前往俄罗斯的飞机的消息。他的最终目的地相信是厄瓜多尔。
香港政府公布，以美国提出的协助逮捕令资料不充足而未能符合香港的法律要求，拒绝即时扣押斯诺登。而同时，斯诺登已经根据自己的意愿，乘坐飞机离开香港。
斯诺登以如此方式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符合中国的政治利益，也一点都不出意外。
中国政府的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其实很好判断，其最重要的原则不外乎两个，一个不能有损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稳定，第二个既不能与美国硬对着干也不能太丢面子。
第一个是根本性的。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不会收留斯诺登。斯诺登触及了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政府监听是否非法，以及是否应该为公众利益泄露政府机密。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持完全否定态度。这也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件事上保持低调的原因。一些官媒在美国监听中国之类的问题上做文章，其实都属于枝节问题。
对中国管治香港而言，斯诺登也是一个大包袱。
从斯诺登公开身在香港开始，斯诺登就泛民派所包围，在斯诺登留港期间，一直代表斯诺登出面和政府谈判的是民主党的主席何俊仁。这显示斯诺登完全和泛民站在同一阵线。泛民完全占据了斯诺登事件的有利位置。建制派根本插不上手。
香港现在最重要的事务是如何解决2017年特首选举的事。当务之急是要化解泛民所发起的“占领中环”的运动。尽管特首选举和斯诺登并无直接联系，但七一本来就是一个反政府示威的大杂烩。而在政治上高度对抗的香港政坛，几乎所有议题都可以迅速成为“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两个阵营的工具。斯诺登事件自然也是一个可以为泛民利用的议题。
而和斯诺登事件直接相关的是悬而未决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问题。基本法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当中的敏感的字眼恰恰就是斯诺登事件的焦点所在。
但基本法只是一个宪法性质的法律，需要制定更加具体的法律去详细明确细则。2002-2003年，董建华政府企图强推《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结果在泛民和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之下被迫搁置，一放就是10年。中央对此非常不满，港府也一直不断放风准备重新推动立法。但限于香港的法治要求，港府也只能寻找合适的时机。斯诺登无疑令泛民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对抗港府和中央的立法尝试。
在斯诺登事件中，泛民派行动迅速，社民联、民主党和公民党都迅速以“非法监听，侵犯隐私，言论自由”等理据对斯诺登表示支持，并发起游行。泛民大多是自由派，另外还有托洛茨基派，他们一直反对网络监听，因此如此行动迅速并不出奇。但显然，这些行动除了高调支持“自由”的理念之外，矛头还特别指向中国政府网络监视问题。
而建制派的民建联由于要先看准风声，很迟才确定了以“美国就涉嫌入侵香港电脑”的切入点发声。这既落了后手，也落了下风。
对于泛民的政治需要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斯诺登留在香港打官司。打官司的过程旷日持久，这个事件就可以长期成为舆论的焦点，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法院判定不必遣返，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胜利，而在香港的“自由斗士”斯诺登也会成为对抗港府的工具。如果法院判定需要遣返，也可以用中央干预香港司法独立以制造社会话题。总之对中央来说麻烦多多。
因此，对中央和香港建制派来说，尽早解决这个问题当是最好的选择。
从第二个方面考虑，中国不可能为破坏中美关系而收留斯诺登，但中国也不会把斯诺登乖乖地送给美国。因为中国还要保持这一个与美国独立和抗衡的形象。加上斯诺登口口声声说相信中国不会屈服与美国的意志，有说香港的制度能够保卫自己。如果中国把斯诺登送给美国，那么就会给世人一个中国听命于美国的形象。中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因此，尽快把斯诺登送走到第三国是中国的唯一合适选择。要尽快把斯诺登送走就必须走快捷的政治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走漫长的法律解决的方法。
香港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错。
第一，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出面与美国交涉（尽管暗地里一定少不了），这既避免了公开和美国唱反调，破坏G2以来的和气形象，又避免了干预香港司法独立的形象。
第二，香港政府一方面以资料不足的技术性问题为借口不扣押斯诺登，另一方面让斯诺登“自愿出境”。利用技术手段和时间差避免了法律上违反美港之间的引渡协定。
第三，美国事实上早就6月14日就已经落案起诉斯诺登，并向中国香港要求引渡斯诺登，中间少不了和中国以及香港方面的秘密谈判。但香港一直拖到了美国21日公布了对斯诺登的起诉之后才让斯诺登离开香港。最大程度地显示了中国有能力不听命于美国的形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默契，美国为了不让斯诺登影响中美关系而让中国挣了一个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