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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8)

时间:2011-04-24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杨绛 点击:

[NextPage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九)]

    (九)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NextPage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十)]

    (十)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愈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会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会。我就加买一套课本,让她参考。
  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她就进城住校。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里剩下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运动。
  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后只留下钟书和助手七八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现“洗澡”。
  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于是,有一天钟书、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由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
  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钟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钟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钟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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