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老舍逝世五十年祭(2)

    院里一共有三棵树：南屋外与北屋前是两株枣树，南墙根是一株杏树。两株枣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当夏初开花的时候，满院都是香的，甜酥酥的那么香，等到长满了叶，它们还会招来几个叫作“花布手巾”的飞虫，红亮的翅儿，上面印着匀妥的黑斑点。极其俊俏。一入秋，我们便有枣子吃了；一直到叶子落净，在枝头上还发着几个深红的圆珠，在那儿诱惑着老鸦与小姐姐。

    写着写着，老舍有点激动地说：

    ……可是据我看，假若私产都是像我们的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我倒甘心自居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我们所占有的并不帮助我们脱离贫困，可是它给我们的那点安定确乎能使一草一木都活在我们心里，它至少使我自己像一棵宿根的小草，老固定的有个托身的一块儿土。

    虽然长年在外漂泊，然而童年景物时刻在心底浮现，“它给我们的那点安定确乎能使一草一木都活在我们心里”。就是这么挥之不去，就是这么念念不忘。

    《小人物自述》的写作被打断后，投身抗战文艺的老舍始终没有好好写过小说，直到《四世同堂》——

    祁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做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他逐渐的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须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子儿”。

    整个20世纪50年代，老舍几乎完全是以一个戏剧作家的面貌出现的，转机出现在“广州会议”之后。要万分地感谢老舍的家人，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保存了老舍只写了十一章的《正红旗下》残篇，在适当的时候向世界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小说本可以达到的高度，也留下了老舍对故园和枣树的最后的念想：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

    就这样，老舍一生的牵挂，被他明白无误地还原为他自己在小羊圈胡同的旧居，甚至旧居的两棵枣树。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眷念，是老舍本人对于自己持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的最生动的脚注，它拒绝被拆毁，拒绝被迁徙，拒绝“旅行”的状态，拒绝一切变化，它就是老舍名篇《断魂枪》里神枪沙子龙抚摩着凉滑的枪身，喃喃自语的“不传”二字的本义。

    3

    《正红旗下》如果写完，将是老舍的一个三部头的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1985年，赵家璧先生在长文《老舍和我》中，披露了老舍1949年归国时的写作计划：

    ……他向我详细讲到了他计划回国后准备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他的计划是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他自己的历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的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钩心斗角，以及他们如何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他信中还说，这三部长篇，可以放在全集的最后部分陆续出版。那将是第二个十卷中的压轴之作，将和第一个十卷中的第一部分《四世同堂》成为《老舍全集》的首尾两套重点著作。

    谢和赓回忆，1966年4月末，老舍又谈起当年的这个写作计划，并且说：“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说：“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王莹也很动感情，两个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我亦默坐一角，感慨万分。”（《老舍最后的作品》）

    1966年4月，老舍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他最后的作品，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虽然我一直认为《陈各庄上养猪多》从宣教曲艺的角度看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但是毕竟和《正红旗下》反差太大了。这个反差，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是怀着对自己创作能力满满的自信、对文学本身无限的热爱，写作了一辈子的老舍。老舍说过：“文艺绝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自谴》）然而，他竟和他的王掌柜一样，在文学之旅上“改良”了大半辈子之后，终于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