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想的父亲(2)

    在明德门城墙遗址公园散步，看见有人搀扶一个摔倒趴地的小孩，蓦地就看见父亲用自行车驮我走几十里，驰过田野的小路，驰过西安城喧闹的大街，至钟楼附近的一家医院给我补牙。窗子很大，玻璃很明，钻牙而补之都太疼，父亲之眉紧皱着。那年我8岁，父亲36岁。

    只要看见有人搓手，我就看见父亲站在我的小屋，问躺在床上的我：“腹部怎么不适？左边不适还是右边不适？”询之再三，仍有焦虑，说：“我按一按。”就扔掉烟头，反复搓自己的手，直到手掌手指热透了，才放到我腹部，问：“痛不痛？”他不敢使劲按，当然不痛。那年我21岁，父亲49岁。

    父亲爱我甚于我爱他一千倍、一万倍，这是我多年以后才悟出的。父亲爱我甚于爱自己的其他子女一百倍、一千倍，这也是我多年以后才悟出的。我一切的优点，他都高兴；我一切的缺点，他都理解并原谅。小时候，少陵原冬天的风总是从旷野呼啸而来，冻得我鼻尖发红，耳轮发烫。他有狗皮褥子，会让我铺。他有羔羊毛大氅，说：“你长高了，就是你的。”他有军鞋，可以踩雪踏冰，颇能暖脚，我上学想穿，他脱下拭净就给了我。我想要军帽，他就给我军帽，想要军装，他就给我军装。他有一辆当年很是时尚的永久牌自行车，我要骑，他便送我。他有工作，也有顶替的政策，几个子女大约都起了接班之念，但他却声色不动，唯默许于我，等我选择。我考上了大学，户口遂由农村转到西安，他喜悦地说：“你现在就是西安的人了。”我愚蠢地反驳父亲：“不，是国家的人了。”他把自己戴了12年的上海牌手表卸下给我，说：“这方便你掌握时间，准点上课，准点吃饭。”似乎若有所思，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我。一月之后，他到大学我的宿舍来，坐了坐，从包里掏出一把剃须刀，说：“这个给你。”每当我刮胡子的时候，每当我买新的剃须刀的时候，我总是清晰地想起父亲送我剃须刀的可以从窗口看见终南山的那个遥远的清秋，鼻子便一酸一酸的。然而我强忍着泪水，没有哭。

    父亲送给我的东西，在今天看起来都是极其普通的东西，是不足挂齿的。然而35年之前，社会尚处匮乏和贫困状态，这些东西也不是易得之物，遂显稀罕。关键是，凡此普通之物无不融入了一个父亲对他儿子的无穷的爱。只要想到这一点，我的泪水就要来，不过我没有哭。

    家有祖传的一件酒器，银质小杯，刻有蔓草，确实是精细之作。小时候，逢过年，我就看见父亲用小杯独斟三五，高兴而惬意。患脑溢血以后，他戒了酒，不过偶尔也会拿出小杯置之于掌，仔细把玩，并把小杯用绢擦得发亮。我并不以为这是什么珍品，但父亲却视之为宝。有一天，我回家探望他，饭毕，他取出此小杯，解开包着它的绸子看了看，又包上，也送给了我。我捧着小杯，觉得父亲已经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贵重之物了，顿生伤感。

    2008年，早就申请的一块庄地终于获得批准，我遂筹款，计划筑两层楼让父亲和母亲住。要有卫生间，有厨房，宽宽展展的。父亲闻之很是兴奋，忽然从什么地方取出一个存折递我，说：“凑一点钱给你。”意料之外，遂难断接还是不接。接吧，儿子给老人建宅，又用老人的钱，未免不慷不慨，不诚不忠，甚至是借机而索。不接吧，又恐老人过虑，认为是我嫌其钱少所以拒绝，伤害了他怎么办。稍加权衡，我接了存折，说：“两层楼，联合盖。”父亲很是得意，报了密码。实际上只有12756.5元，不过它凝结着一个老人的尊严，也是一个老人对他儿子负荷的分担。问题是，这笔钱尽由老人节俭而蓄。每想至此，我就欲哭。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在新的两层楼里并没有久居，因为父亲再犯脑溢血，不得不进了医院。2011年5月1日，他就逝世了。每想至此，我就欲哭。也是在这一年，少陵原上轰然拆迁，我和父亲联合所盖的两层楼也被夷平了。每想至此，我就欲哭。

    尽管父亲对我有无穷的爱，我也爱父亲，然而我与父亲并不特别亲密，更无亲昵，且多少存在着一种距离。当然，这纯粹是一种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天赋距离。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送给他，是不愿意让他跨入我的一片微妙难懂的感情领域。但父亲却会自己往书店去买，这是我无可奈何的。有一次，他说：“听广播知道你的书出版，我就买了一本。”抬手指了指，顺之转目，只见桌子上确乎摊着一本书，是我的。我略感惭愧，然而也保持着沉默。他又说：“晁雄也想要你一本书。”晁雄是同乡同巷，我不打算赠之，遂仍保持了沉默。我的沉默颇为柔和，以免激我父亲之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