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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住何处(2)

时间:2023-04-1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沈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簿。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迭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

  妻子点头。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流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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