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3章 致北京的年轻人）(3)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着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敌人。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许多批判我的文字中一个共同的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有意识接受，塑造了此后三十七年直至现在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四)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通过译本读过这本书，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同样是在读高中时我发现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占领军的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漫长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的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转换为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来校区停留期间，很偶然的，我读到了莫里斯·森达克①的采风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图作品《外面那边》(OutsideOverThere)，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①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Sendak，1928-)，美国作家，主要创作绘图类儿童读物——译注。

　　②changeling：意为作为替身的丑陋呆傻的孩子，出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该故事说，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译注。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传说故事中的changeling②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侏儒小鬼戈布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爱达，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戈布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changeling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