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4)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