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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特·麦克法伦的《深时之旅》中也写到了森林与真菌的智慧，几百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真菌是寄生于植物并导致其生病的根源，但无数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通过真菌，森林里的各种树木彼此联结，相互输送养分，进行营养资源配置，一些大树甚至会通过真菌来“抚养”小树，濒死的树会通过网络传递自己仅存的养分，蚜虫侵袭的时候，树还会通过可扩散的激素传递预警信号，树与树之间就这样形成一个互利共生的“木维网”（wood wide web）。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树犹如此”的例子，在探索松茸生长环境的过程中，罗安清也在思考人与生态的关系：“人类无法控制松茸。等着看松茸是否会出现，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我们依赖着超越人类的自然过程：我们不能修复任何东西，甚至对那些我们自己所破坏的也同样如此。” 松茸的故事印证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合理性，景观或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是许多的能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行动相重叠的产物，松茸、松树、人类彼此之间在无意之中相互“培育”，最终所形成的松茸产业，其实是无法一开始预知与策划，也是无法人为干预其发展方向的结果；三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纠结，相互建构，同时也相互抵抗对方的建构：松茸并没有成功被商品化，森林因为松茸的生存也得以抵抗人类的干扰，在昂贵的松茸交易中，人也没有被异化成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力。 再借用人类学者爱德华·科恩类似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进路，《森林如何思考》是关于科恩在厄瓜多尔的阿维拉研究Runa人的生存方式的民族志。Runa人与他们生存的亚马孙森林之间产生了一种可以用语言学的符号学来看待的理解方式，例如，当美洲豹来袭时，人必须回头看它，否则就会被它当成一块“肉”，而那些回应它凝视的人则被它视作同类；而人类一旦通过回应这种凝视而避免成为美洲豹的午餐，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某种改变：人类变成了“以某种方式与那个视我们为掠夺者的掠夺者结盟的‘我们’”，在Runa人的眼中，人与非人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生物只是有着不同肉体的灵魂，被美洲豹吃掉的生物，并没有就此寂灭，而是活在美洲豹的身体里。 另一位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则认为非人类也有自己的“文化”，他比较着名的例论就是在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里，人和美洲虎都认为自己是“人”，美洲虎也会酿造木薯酒，不过它们眼里的木薯酒在人类眼里是血液。这些多元视角都已经超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观和自然观，正如科恩所提出的超越人类的人类学，也就是敞开“人”的概念与认知，从多元的角度出发思考人与非人类的关系：“民族志不是仅仅关注人或仅仅关注动物，而是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如何能够打破封闭的循环，否则当我们试图通过人的独特之处来理解独特的人类时，这种封闭的循环会限制我们。” 从赋予自然以人的能动性，编织一个行动者网络，到敞开人类的定义与视野，在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之间游离、转变，都已经跳出了“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非此即彼式的争论。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像榫卯结构一样相互嵌套，谁是“中心”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流动不居的关系中彼此依存，相互理解；当地震、海啸、干旱、酷暑、病毒不断冲击人们对生活的信心，我们需要的不是争论何者为地球真正的主人，而是用一种超越人类的、渗入日常生活的思考与行动，接受并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