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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代，民间兴起外星生命探索热潮，很多人以自己的方式捕捉UFO的痕迹，声称能与地外生命交流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另有一股隐秘在公众视线背后的热潮也在民间萌发，碰撞出星火，那是诗歌的年代。一九八零年，随着《今天》被迫停刊，以及多股诗歌派别和风格的崛起，中国的诗歌创作与交流，在民间焕发出野蛮生长的力量，“新诗潮”标志着中国现代诗内生出了纯文学的属性。
《宇宙探索编辑部》序章，某电视台采访录像里，清晰标识着“1990年”的时间点，指向了那一个民间探索的狂热年代。主角唐志军，其人生的“高光”时刻，永久被记录在那个年代，此后日趋黯淡。在影片的叙事主部，时间被忽略了三十年，唐志军的英姿勃发已成风中残烛，他在录像中的激昂意气萎顿在旧楼陋室中，被视为一个民科的疯癫自噫。 唐志军被定格在一九九零年，代表了民间探索的没落，在三十年后的被视为怪诞癫狂的行径反衬下，唐志军们的言行只能存活于一九八零年代。可以说，被叙事跳过的三十年，是唐志军们的八零年代的哀歌，社会潮流每向当下冲击迫近一米，唐志军们的生命力就流失一年。直到他身穿“不严谨”的宇航服被吊车送上半空，在其后的斩首般的电锯切割下，唐志军们被时代杀死，永远活在八零年代。只差一篇墓志铭，在嘲讽中贱卖了宇航服，他们上路了。与其说是探索之旅，不如说是走向终结的告别之旅，唐志军在笔记本上书写的每一笔，都是他刻下的八零年代的墓志铭。 唐志军一行四人的西行，刚好呼应了被多次强化的《西游记》取经组的视觉形象，少了悲壮，被赋予了鸡毛蒜皮的斤斤计较。西行，看似是寻找外星文明到访的痕迹，实则是寻回失落的自我。四人各自以“伪纪录”的访谈形式，对着镜头絮叨了自己的上路动机，这一荒诞的登场方式，令他们“出格”的行为得以自洽。他们的诉说对象，是银幕前的观众，他们在解释各自的行为，为自己反常的、挑战世俗价值的举动辩解，进而拉上了观众作见证，这是对院线观众的照顾，也是对当代价值标准的妥协。 唐志军要寻找的“证据”，在影片中是一个活人，不谙世事的男青年——孙一通。有趣的是，唐志军以“科学”语汇组织好的问题，抛给孙一通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一直不屑一顾的艺术——诗的言语。在乡村广播站、在村里的空房中、在田间的泥泞上，一种失落的民间探索悄然被转化为另一种失落的民间运动：寻找外星生命的叙事线被拴在了诗人的身上，确定性寄托给暧昧性，民间科学不得不追索庶民艺术的迷乱步伐。 孙一通的言语看似疯癫，却总如“先知”般应验，日蚀遮蔽天光，麻雀裹盖石狮，他怀揣着的字典是最质朴的言语之书，剥离掉一切功利和贪欲，超越了所有的迷信和权威。孙一通的晕头转向，正是村领导嘴里的“导向”。唐志军再上路，遵循的不再是所谓的“科学”，而是“不可说”的诗人之手。 直到唐志军独自涉险，骑上毛驴，他已经不再是杂志的主编，也不是失职的父亲，更不是当下消费社会的失败小丑。他是骑驴去圣城的人子？还是修行求仙的张果老？已经无从辨别，也不需要辨认。因为，唐志军在西南深处寻找的早已不是“真相”，而是孙一通，是另一个唐志军。不谙世事，是英姿勃发的另一面；信口成诗的自由，正是指点宇宙的激昂。唐志军在状如母体的太空舱里，找到了孙一通。毒蘑菇致幻？吐出来就是了。这里不存在所谓的“幻想”，一切都是真实，举目都是自我。唐志军经由狭长的昏暗洞穴，走到了光亮洞口，犹如通过母体来到世界。在孙一通乘着麻雀飞升之后，唐志军重生。 在一九九零年的采访录像里，最后的问答，唐志军以沙子作比，颇有佛学意味。可惜，这只是他受困的开始。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顿，我们常会跳升一个维度去求答案，在外人听来有如顿悟的机锋，其实那不是答案，而是逃避问题的堂皇大话。一九九零年的唐志军，他把人类看得过分渺小，以至于只能寻求地球之外的世界给他新的方向，这些困惑都被标记在了电影的序幕后，一连串的新闻镜头蒙太奇句子。 他执迷于寻找生活中的不凡，也就是生命外的“他者”——外星人。三十年后，唐志军自述，他跟随他的“朋友”孙一通飞向了天际，也就是宇宙的边界，他回头，看到了宇宙的形态——双螺旋结构——生命的起源和真相。必须要注意的是，唐志军重生前求孙一通向外星人提问：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女儿求死的天问；这问题的答案，和寻找外星人的行为一样，是问题本身。唐志军看到了答案——生命本身就是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