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故事的结局对盖尔芒特亲王也并不佳。人家把他弄了出去，以免德-夏吕斯先生看见他，他为自己的倒霉事而恼羞成怒，也没去追究谁是罪魁祸首，反而哀求莫雷尔，却一直不肯让对方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与他约好第二天夜里在他租住的小小别墅里相会，尽管他在那里住的时间可能很短。他也是旧习难改，这种怪习惯我们曾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已经领教过的，他在别墅里装饰了大量的家族纪念品，以便有在外如归的感觉。于是第二天，莫雷尔提心吊胆，五步一回头，生怕被德-夏吕斯先生跟踪监视，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过往行人，最后才溜进了别墅。一个仆人让他进入沙龙，并对他说，他就去禀告先生（其主子已嘱咐他不要道破亲王的姓名，以免引起怀疑）。但是，正当莫雷尔一个人干等着，想从镜子里照照他的头发是否弄乱时，好象出现了幻觉。在壁炉上，一张张相片，小提琴家却认得出来，因为他在德-夏吕斯先生家里看到过，他们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卢森堡公爵夫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下子把他吓得直发愣。与此同时，他发现了德-夏吕斯先生的照片，它的位置稍靠后一点。男爵似乎死死盯住莫雷尔，目光古怪，直勾勾的。莫雷尔吓得疯了一般，从开始的那阵惊恐中清醒过来，以为这是德-夏吕斯先生事先安排好让他失落的陷阱，以考验他是否忠实，他连蹦带滚，几下子就下了别墅的台阶，拔腿就往马路上跑，待盖尔芒特亲王（原以为让一个萍水相逢的熟人进行必要的实习，并不是未曾想到这样做是否谨慎，那个人会不会有反意）进入沙龙，连一个人影也找不着了。恐怕弄不好引狼入室，他抓起手枪，同仆人一起，把整个屋子搜查了一遍，别墅并不算大，小花园的旮旯角落，地下室全搜遍了，他那萍水相逢的伙伴不翼而飞了。但第二星期，他碰到过他几次，但每次都是莫雷尔这个歹徒躲逃保命，好象亲王还要更歹毒似的。莫雷尔疑心生暗鬼，心中的疑团始终难以消除，即使是在巴黎，只要一见到盖尔芒特亲王便逃之夭夭。德-夏吕斯先生反因祸得福，免除一桩令他绝望的不忠行为的折磨，莫名其妙地雪了耻，更想象不到是怎样报的仇。
但是，人家对我讲述过的有关此事的回忆已被别的往事所取代，因为小铁道重开“老爷车”，继续在下面各站对旅客们送往迎来。
在格拉特瓦斯特，有时候见皮埃尔-德-维尔朱先生上车，因为那里住着一个他的姐妹，同她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皮埃尔-德-维尔朱先生即克雷西伯爵（人们只叫他克雷西伯爵），是一个穷贵族，但出身极其高贵，我是通过康布尔梅一家才认识他的，不过他同康布尔梅一家往来甚少。他落泊到生活潦倒、几近穷酸的地步，我感到，哪怕抽一根雪茄，得一次“消费”，对他都是美得不得了的享受，以致在我不能见阿尔贝蒂娜的那些日子里，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总要邀请他到巴尔贝克来。白面书生，一副蓝眼睛富有魅力，说话精巧雅致，表达尽善尽美，只见他两片嘴唇一动，妙语连珠，他最爱谈当年他显然领略过的贵族生活的阔气，也爱谈家谱的来龙去脉。由于我问起他戒指上刻的是什么玩艺儿，他谦卑一笑告诉我：“这是一株青葡萄。”他怀着品酒师的愉快又补充道“我们的纹章是一株青葡萄——象征性的，因为鄙人姓维尔朱①——绿色图案纹章的枝叶。”但我认为，倘若在巴尔贝克，我只让他喝酸葡萄汁，他定会感到失望的。他喜欢喝最名贵的酒，无疑是因为落泊，因为对所失了如指掌，因为他养成了嗜好，也可能是因为过分夸大自己的偏爱。因此，当我邀他到巴尔贝克吃晚宴时，他点起菜来总是食不厌精，就是吃得太多了一点，喝得更是过了头，只见他指示这个去把酒温了，其实这类酒本来就非温不可的，又见他指使那个去把酒冰镇了，而那类酒本来就应当冰镇。饭前饭后，他要一瓶波尔图葡萄酒或白兰地，都要点明酿造日期或编号，就象他是在为一块侯爵领地竖牌子，别人一般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他却是行家里手——
①法语意即“青葡萄”。
对埃梅来说，我是一位理想的顾客，因为，当我每次招待这种特等的晚宴时，他都非常高兴，只听他对跑堂伙计喝道：“快来，备二十五号桌！”他甚至不说“备”，而说“给我备”，仿佛是他请客似的。又因饭店侍应部领班的语言与一般领班、副手、店员等人的语言不尽相同，我提出要算帐时，领班便反复挥动反手劝导，好象要安抚一匹怒不可遏的野马似的，对跑堂伙计说：“别太急了（去算帐），要心平气和，十分心平气和。”正当伙计带着这份帐单要走时，埃梅恐怕他的嘱咐得不到准确执行，便又把他叫回来：“等等，我要亲自去算帐。”我对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时，他便道：“我有这样的原则，就象俗套话里说的那样，不应该敲顾客的竹杠。”至于经理，他看我的客人衣着简朴，总是老一套，而且十分陈旧（假如他有办法的话，恐怕没有人比得上他那讲究华装丽服的穿戴艺术，简直可以同巴尔扎克笔下的风流人物相媲美），但经埋看在我的面上，远远地审视一番，看看是否一切准备停当，并使了一个眼色，叫人给不平的桌子腿下塞垫一小块木片。并不是他不会象别人那样亲自动手干，虽然他隐瞒他早先也是干过涮洗餐具的营生的。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一天，他亲自动手切火鸡。我正好出去了，但我知道他动起手来，怀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在离餐具柜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毕恭毕敬地站着一圈侍从伙计，他们围在那里，与其说是学习本领，倒不如说是做给人家看看，一个个赞叹不已，几乎都惊呆了。经理看着他们（同时，一个慢动作刺向供品的胁部，眼睛充满崇高的使命感，盯住伙计们不肯移开，非从他们脸上看出几分庄严的表情不可），但他们毫不领会。祭司竟然没发现我当时不在场。待他知道后，这使他很懊恼。“怎么，您没看到我亲自切火鸡？”我回答他说，时至今日，我还未能看到罗马，威尼斯，西埃纳，普拉多，德累斯顿博物馆，印第安人，《费德尔》中的撒拉，我知道顺从，并准备在我的单子上添上由他切火鸡这一项。用悲剧艺术（《费德尔》中的撒拉）作比喻，似乎是他唯一能理会的比方，因为我告诉他他方才知道，在大型演出的日子里，大戈克兰同意演艺徒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台上只有一句台词，甚至一句话也不说。“一回事，我为您感到遗憾。我什么时候再切一次？这可得遇上大事，遇上一场战争才有的事。”（确实遇到停战才又切了一次。）打这一天起，历法变了，人们这样计算：“那是我亲自切火鸡那天的第二天。”“那正好是经理新切火鸡八天以后。”就这样，这次火鸡解剖就成了与众不同历法的新纪元，好象是基督诞辰，或是伊斯兰教历纪元，但它却不具有公元或伊斯兰教历的外延，也不能与它们的经久实用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