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突然“邀请”并通知我到省里参加“两会”，我到了省会，看到政协委员们分住在几个宾馆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界别”的，心想应该是“青年”界吧，因为自己是省青联常委，到“青招”门口看了半天，没有我的名字；又到“省科技宾馆”找，因为我也是“省科协常委”还有什么“省化工协会常委”，还是没有；想想也许是“工商联”界吧，到工商联委员住的宾馆，还是找不到。
我想，也许“通知书”发错了，回家吧。到车站买了票准备走的时候，碰上省“乡镇企业局”局长，打了个招呼。局长问：“你既然来了怎么又不参加会议了？”
我说：“好像没有我的名字。”
局长笑着说：“跟我走吧，农业界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在“农口”。
住在全省最高级的宾馆里，却一点也不轻松，看到宾馆外威武雄壮却对我们彬彬有礼的警卫战士，我觉得像是住在监狱里。
吃过晚饭，我同几个委员出门溜达，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一大群人围住，有的竟跪在地上，手拿“状纸”，对着我们大喊：“清官大老爷，请给我们伸冤吧。”路边突然闯出一群便衣把这群人轰走了。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溜达”的兴致全没了，折回宾馆看电视吧，也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参加政协会的开幕式，会上宣布一条纪律：为了委员们的安全，请大家尽量少出门，以免“惹事生非”……
第三天，政协委员们要列席参加人大会，听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会代表坐了二十几部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地从省会最繁华的地段通过，前后是呼啸着的警车和大官们乘坐的小车，我在车上看到四岔路口被交警拦下来站着“看热闹”的行人，问身旁的一个委员说：“你注意到路口那些行人的眼色吗？”
那委员说：“他们羡慕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也像我们一样风光风光。”
我说：“他们想起了封建时代官员们出巡时的鸣锣开道、肃静回避，我觉得他们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
“为什么？”
“你想，他们各有各的急事，有的急着上班，有的急着回家，说不定有人急着抓药给家里的病人医病呢。”
“你真会联想，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无关。”
“假如不是我们要开会，他们就不会被骚扰。”
“我们开的可是全省最最重要的会议。”
“我想，我们不开会，他们可能会更高兴。”
“政协”里真的是人才济济，据说境外的记者们更喜欢“采访”政协委员，因为他们比较敢说“真话”，“消息”也更多更广。我们私下里交流着各地真正的“新闻”，还有官员们的“奇闻轶事”，更多的是各种各样政治笑话，这些都是以前在“下面”听不到的。
有一天用餐的时候，舒婷、我和丁仃（画家）同桌，边吃边聊天，丁仃突然盯着舒婷的脸说：“我出一个谜语，你来猜。”
舒婷说：“好，你出吧。谜面？”
“‘你嫁给我’。猜一种文学形式。”
舒婷笑了：“‘诗配画’嘛，这难不倒我。”
“两会”开了十几天，天天吃山珍海味，住高级宾馆，中间的“星期天”还放假休息。我觉得这是浪费钱财，也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就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来，许多委员都笑了：“吃好住好有什么不好？你以前吃住有这么好吗？现在‘两会’只开十几天，以前要开二十几天呢。”
我还是写了一个提案“关于‘缩短两会’开会时间之我见”交上去，第二年“两会”果然只开七天，中间的星期天也不“放假”了。
一位资深的“老委员”告诉我：“你写提案一定要先考虑清楚，如果你提的意见刚好是当官的正想要办的，你的提案就‘很有价值’，雷厉风行地办理；如果你提的意见同当官的相左，或者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者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你就是联合几百个委员一起提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说：“我们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岂不是为虎作伥？！”
“老委员”诡异地说：“那也未必。”
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政协委员姓戴，是省农委主任，这一年刚好六十岁，之所以当政协委员是因为他很快就要退休了——这是我听别的委员说的。戴主任家住省城，只有午休时同我作伴。这一天午饭后，我刚睡下，被一阵异常的响声惊醒，睁眼一看，旁边床上的戴主任脸红红的，很不正常，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挣扎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本，让我翻开扉页，上面有他家里的电话。我同时打了120和他家里的电话，一会儿他太太和医院救护车同时来到，我帮忙把他送到医院急救。
几天以后，戴主任痊愈回来，可能因为我对他的“善意”感动了他，就把我当做他的“知己”，什么话都敢对我讲了。我问起他那天为什么发病，他说：“我的身体很好，从来没有什么毛病，最近突然犯病了。你没有当官，不知道这当官的权力是怎么样的——一个公章可以让你在天上，对周围人指手划脚作威作福，交了公章你什么都不是，马上让你跌到万丈深渊底下，让人在你身上吐口水——前天还巴不得叫你爸爸的人转眼就把你踩在脚下，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你无法想象得到。”
有一天下午政协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准备“选举”几个新的常委。会议执行主席“周胖子”发给大家每人一张选票以后，在台上说：“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或不同意选举某个人当常委的就在这个人的下方格子里打叉叉，没有任何记号的就算同意”。这个方法据说已经在全国实行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说个“不”字，没想到这一次有人站起来说：“你们几个人坐在台上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谁动笔谁就同你们过不去，这还有谁敢动笔呢？”
刚刚从某市长升上来当政协副主席的周胖子第一次碰上这个难题，支支吾吾了半天，说：“选票都印好了，再改也来不及了……”台下的人们更不满意了，吵闹起来，会议开不下去了。周胖子甚至说了一句：“请大家包涵一下就这样选举吧，以后再改。”但还是说服不了众人。我觉得很有趣，没想到竟然有幸亲眼目睹这难得一见的“西洋镜”。
过了一个多小时，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省政协正主席、省军分区司令员“四个班子”的头头同时来到并坐到主席台中间的位置上，把周胖子撵到一旁歇去。“选举”正式开始，谁也不敢开腔了——全体委员交了白卷，所有“候选常委”全部当选。
参加“两会”回家后，大哥、大嫂同几个弟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吵闹：“公司是大家一起办的，为什么你可以当政协委员，其他兄弟就不能当？你巴结当官的就是为了自己也当官吗？你为什么在学校里设奖学金，是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公司每年赚的钱为什么不全部分掉？……”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现在资金紧缺，要把生意做大只能大家再过一段苦日子；从今年开始以后奖学金从我的分红里扣取，你们不出可以；‘巴结当官的’？对那些贪官污吏我比你们都讨厌！至于政协委员，待我去找统战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兄弟们七个名额，大家都有份。”最后一句显然是气话。
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突然大门外停下一辆警车，跳下来几个警察，冲进大门高声叫着：“你们董事长是哪个？”工人们把手举向我。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拿起手铐就把我铐上了。我问：“我犯了什么罪？”
“你容留妇女卖淫！到派出所去讲清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一个朋友刚好进来冒冒失失地叫道：“云，今天有空去雪峰寺吗？”
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云。”
“你不是董事长吗？”
“怎么不是？！你问工人们。”
“那林明是谁？”
一个工人替我回答：“林明是他的大哥。”
“那好。你们叫他来，他说他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出差了，过几天回来。”
警察放过我，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就走了。
几天后，我劝大哥自己去派出所问清情况，他去了，却马上被拘留不放。
我到处找人打探，方知是大哥曾经在一次出差的路上，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汪燕，汪装得可怜兮兮的骗了他一些钱财后，又骗他给她在古镇租了个住房。谁知这汪燕就在租房里卖淫赚钱，派出所扫黄时被抓进看守所，供出我大哥是她的“同伙”。
打探的人告诉我，这“容留妇女卖淫”之罪要是放在“严打”时可能会判死刑的，要我拿出一大笔钱给“有关人员”了结此事。我包了几个大大的红包派人各处打点，总算没有“大事”了，但大哥还是被关押“劳动改造十五天”才放回家。
大哥回家后不敢对大嫂说真话，就说是我故意勾结派出所所长陷害他，目的是“想独吞兄弟们的股份”，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几天以后，我在办公室里收到汪燕写给“董事长亲收”的信，拆开一看，内容是：她在看守所里受尽折磨，被打骂凌辱，几乎死掉，“不得已”供出了救命恩人“董事长”。现在虽然出来了，还是走投无路，希望“董事长”继续帮她“度过难关”云云。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里。
第三十九章 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