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两厢情悦。两人婚后不久便迎来了全中国的大解放，农民当了自己的家，翻身做主人了。未过多久，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也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王文鼎当时已年过半百了，还第一个积极地站出来当了土改会的头头，整天忙于张罗着给劳苦大众划分土地的光荣事业。那时候讲究联合闹革命，蒲城县和大荔县的土改委员会时不时就碰个头，合计一下分土地、抓生产的大事。有时候王文鼎忙到天黑，就索性住在女儿家里，女婿苏辰星一直想给岳父搭把手，可每次刚一张口就遭到岳父王文鼎的厉声数落，“你一个拿笔杆子的，套牛耕地就是浪费资源。毛主席老人家说了‘要节约闹革命’。”王文鼎时常用这些大道理训导苏辰星，苏辰星便不再言语了，只瞅着自己的媳妇王为暧发偷笑。
后来，王文鼎活动了一下自己在村上的关系，安排苏辰星去学校当了中学老师。文弱的苏辰星自知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于是倒也十分愿意这份差事，虽然挣的工分比别人少一点，可是能做一件自己中意，寻得乐趣的事情也不失为无用文人的一种高尚生活境界。倒是看似纤柔瘦弱的王为暧却推着架子车进生产队里去了，那时候大女儿苏家琴已经满三岁了，起初苏辰星并不答应王为暧去干土地里的那些粗活，可毕竟家里添了一张嘴，也由不得他们不向生计屈服了。
苏家琴已经开始帮着母亲王为暧缝衣烧饭了，妹妹苏家怡才出生。在头一年里王文鼎夫妇相继离世，苏辰星携妻女一同回到大荔老家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岳父母的后事之后，便和大荔县断了联系。此后一心一意地过着日子，养活妻儿老母，虽然清苦，这五口之家也其乐融融，自有其小家幸福。
苏家怡也开始上小学了，邻居马二狗的媳妇赵翠花劝苏辰星和王为暧说：“两个丫头片子上学有啥用呀？还不如安安心心地在家里洗锅刷碗哩！将来找个好婆家嫁人算了，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当爹娘的何苦受那难过？”王为暧总是对这些偏见嗤之以鼻，“女孩咋了？花木兰是女儿身不一样上阵杀敌，建功立业！”苏辰星平时倒不怎么搭理这些见识短浅的乡野粗人，自顾教着自己的书。
那时候王为暧的身体不大好，每次从生产队劳动回来都要上炕眯一阵子，可一躺在炕上就乏得下不来了。十几岁的苏家琴很懂事，刚从学校回来放下书包就往灶房里钻。等苏辰星踏着夜色回来的时候，屋内已经饭香四溢了。
勉强上完了初中，苏家琴死活不想再上学了，苏辰星不同意，王为暧也不点头，苏家琴一气之下就把自己的帆布书包撕了稀巴烂，还几次三番跑到生产队队长家里主动请命要求给自己派活。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加上母亲苏曹氏年事已高，妻子王为暧又有了身孕，苏辰星只得答应苏家琴从学校回来给王为暧打下手。
六十年代末，是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一段峥嵘岁月。蒲城县那年也来了不少下乡改造的城里人，大都是西安周围一带意气风发，革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和工人。
其中有一名女知青，名叫周媚，她的父亲周国涛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八年抗战，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在西安教育局工作。国家关于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刚下来，他就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给正在上学的女儿周媚报了名。尽管一百个不愿意，周媚终究拗不过军人出身的父亲，还是眼泪巴巴地收拾了自己书本，坐上了发往革命农村的解放牌军用卡车。
知青们刚下车就受到了大小村干部的热情接待，车篷外一群学生卖力地吹着唢呐、敲着木鼓，整齐划一地站在村公社的大门前。“知识青年都是懂科学、有文化的人，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支援咱们村建设的，可不能怠慢了人家。”这是生产队队长队长方润明的原话，队长的精神一指示，下边的小头头们赶紧忙活起来，有模有样地搞了个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仪式结束后，由副队长苏大成牵头，在公社的食堂里宴请这些一路劳顿的知青们吃了回正宗的陕西羊肉泡馍。趁着饭间的空闲，苏大成又给这些知青们安排了住处。蒲城人当时住的还都是土窑洞，虽然有冬暖夏凉的好处，可叫打西安城里过来的尊贵人在那种条件里起居生活，多少有点委屈人家。还好苏大成的脑子够数，提前安排队上的泥水匠在宽敞的学校里修建了两间砖瓦结构的大通铺宿舍，保温效果虽然不能和土窑洞比，可是中间又烧了一尊火势虎虎的大铁炉子，还是比那些穷酸人家的窑洞要暖和得多，可有一个缺点就是这种炉子十分费干柴，刚好那时候自家屋的侄女苏家琴成天找自己嚷嚷着要给自己派活干，当叔叔的苏大成就顺水推舟地安排苏家琴负责给这些知青们生炉子，捡柴火。活既不重，又能挣两个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