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观点看过去，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对资本主义的形成，都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虽不能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反映着16、17世纪的思潮。这思潮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建立新兴国家(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的阶段结晶而为“劳力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初看起来他们的思想有互相冲突之处，而骨子里，却有能前后衔接的精髓。
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类历史只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数，要是不能生存，纵你说得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为恶，你也不能勉强把它说得为善。自存自荣既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性，那也不能怪继续这种功能是违反天意了。洛克纠正了霍布斯的悲观，认为天赋民权仍可以在经过公意而组成的国家内保全，不一定要暴权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观，却和霍布斯的很少区别，他的劳力价值论认为天生万物以养人，原来是全世界的资源，供全人类自由采用，只是某一个人将他自己的劳力与天生的资源混合，则成他的私产。私人财产与天赋民权互为表里，那也就不应当受皇权的侵凌和中世纪传统道德的拘束了。
我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仅只用三两句话把这些思想家的观感概括说出，也感觉得到这样一个思想系统的轮廓庞大，它提到自然法规、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义，而后面却又挟带着个私人财产权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发表著作的时间前后亘二百年，却又还保存着这样的一个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这也就表示资本主义非一时突发的冲动，中国的思想史里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运动。不仅“杨朱为我”只有昙花一现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国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当稍微开放，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干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相比拟。讲得彻底一点，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范围之下，有组织有系统地提倡资本主义，而不是偶尔地、稍微地，或昙花一现地提倡资本主义。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想象我们在70年代的中期，给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立脚点看清，就冒失地溜进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大黑洞里去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埋怨一个伦敦面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时还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时。我们也看到桑巴特的论文有如贺阁兹(Hogarth)的油画，也像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我们虽已知道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连亘几个世纪，产生剧烈的变化，牵涉到好多国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经看到它的大轮廓却又无从说明它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主要的困难则是这大题目不受学院门系的限制，而是 inter-disciplinary的一种题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程序，将这千头万绪的因素综合起来。
现在事后想来，我们把这一段研究暂为搁置，在时间上不算是一个完全的损失。恰巧在这时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拘禁，中国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这是给历史家看清局势的一个绝好机会。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顺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说，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是同出而异途。我们观摩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倘使我们对中国更了解，同时也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增长了眼光的纵深。总而言之，我们既已纠缠于一个历史上的大题目之间，则我们身处其境的情势愈澄清，我们的自信心会更坚固。
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 (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这城市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陆有两英里半浅水之隔，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地说来，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代，长期的稳定，总在十万内外。虽然黑死病使这数目急剧的减少，却又能有计划地招募移民抵补，后来纵有现代生活的条件，也不像别的地方一样，会成直线式的上升Frederic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