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宋朝继续李唐王朝扩展的趋势，乃是自“租庸调”到“两税制”，外表上好像是全面改革，而实际上是放弃已经行不通的虚文，接受现实。况且所谓“两税”，也还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其赋税的税率和抽税的程序早已落入各藩镇的掌握中，也就是各地军官自动抽税，自动供应他们的部队，因之他们的地盘成为世袭。然则政治上的分割，无碍于经济上的发展，这些地方和日本初期近代史相似。唐宋之间的五代，只经过五十四年，并没有长期间的大扰乱。以后赵宋王朝统一全国，也是将各藩镇间的兵权税权接收过来，用不着对社会体制作全面改革王赓武(Gung-wu,Wang)，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1963)。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の支配体制》，《史学杂志》61（1952），4∶;6∶五代在中国财政史上的贡献，也可以从各地方志中看出。。
宋朝创业之主赵匡胤自己就是五代时的军官，由部下将领拥戴登基。他的宋朝很像有替中国另开门面的趋势。国都汴京就是一座商业城市。这新帝国提倡商业，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部门下工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创立新朝代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袭用五代以来的募兵。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注重实际不务虚名的国家。从制造兵器到筹设仓库带兵作战，好几个皇帝都亲临其事，而不是和很多中国传统帝王之家一样以仪礼代替行政，嘴里歌颂仁义，而实际争夺皇位屠杀功臣。他们又已看清当前使命是规复中国版图之内疆域，即驱逐契丹之辽及羌之西夏；他们自问以南方的生产能力对付这问题绰绰有余，其方针以经济动员为前提。
但是其结果则与想象完全相反，不仅契丹不能驱逐，即和西羌作战也受了大规模损失，好几次丧师辱国。1060年间王安石的新法行，原来希望将财政税收经过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军事力量，无奈事与愿违，新法一颁布就发觉行不通，弊病百出，又等于骑虎难下，难能立即取消成命。经过神宗(赵顼)、高太后、哲宗(赵煦)、徽宗(赵佶)的左改右改，起用王安石、罢王安石、用司马光、罢章惇、用蔡京，所谓“熙丰小人”、“元祐党人”，正符合“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的评论，一直闹到北宋覆亡。
今日看来，这“王安石问题”，主要的是技术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刘子健(James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