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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2)




更新日期:2021-12-03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印度与缅甸

  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中国军队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中国军队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账: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持,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苛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予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1939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戴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