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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张冠李戴




更新日期:2021-08-30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一、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间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见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见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揣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汏”(读如打)。洗头叫汏头,洗澡叫汏浴,洗手绢叫汏汏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汏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格统统都要“汏”格。

    但在上海,却是不得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汏”,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别人先去死(侬去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二、禁忌种种

    全国各地都有忌讳。

    北方忌醋。因为“醋”与“错”音近。吃饭的时候,问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会引起误会。结果北方一些地区(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讳”。粤语忌肝。因为“肝”和“干”同音,结果猪肝叫猪润,鸡肝叫鸡润,豆腐干叫豆润。吴语忌药。结果吃药叫吃茶,真正的茶则叫“茶叶茶”。上海话甚至忌“鹅”,因为“鹅”与“我”同音,弄不好“杀鹅”就成了“杀我”,所以上海人把鹅叫做白乌龟。黑龙江富克山的淘金人连姓氏都有忌讳,姓吴、姓白的人进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为姓白的进山是“白来了”,姓吴又意味着“无”。

    吃人的老虎当然也忌讳。于是北方叫大虫,温州叫大猫,长沙则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张牙舞爪,全变成“乖乖猫”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说成“猫背熊腰”,“虎头蛇尾”不能说成“猫头蛇尾”,“虎踞龙盘”当然也不能叫“猫踞龙盘”,而“猫视耽耽”或“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就更不像话了。其实虎比猫好,猫总给人谄媚的感觉,虎则象征着生气勃勃,威武雄壮。要不怎么叫“生龙活虎”呢?实际上,虎劲、虎气、虎步、虎势、虎彪彪、虎生生、虎头虎脑,都是好词。所以,就连忌讳说“虎”的地区,也不忌讳说老虎钳、老虎灶。当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过,现在大小算个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猫”的屁股,也不好随便乱摸的,换个说法又能如何?

    既然连“龙腾虎跃”的“虎”都忌讳,输钱的输,苦难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于是广东人便管“丝瓜”叫“胜瓜”,管“苦瓜”叫“凉瓜”,管“草葛”叫“士多啤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外地人听得懂,但如果你对广州人说,“不就是草莓吗”,他们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蚀本的“蚀”当然也说不得。这是全国各地都视为禁忌的。蚀本也叫折本。折,读如舌。所以“舌头”也不能说,得叫“口条”,苏州话则叫“门腔”。广州人、温州人和梅县人不但不肯“折”(蚀),还想有赚,便叫猪利、猪口赚和猪利钱。南昌人更绝,干脆叫“招财”(四川人也这么叫)。结果,猪舌头、牛舌头都不叫舌头,只有战争中抓过来问情报的俘虏才叫“舌头”。谁要是当了“舌头”,那就没好果子吃了。

    社会方言中也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吴语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做“打洋”。洋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烽”了。所以“打洋”不仅不是“关张”,简直就是“招财进宝”。即便当真破了产,也不能叫“关门”,得叫“歇业”,意思是先歇会儿,回头再来。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住”、忌“搁浅”,因此“帆”得叫“篷”,“蟠布”得叫“抹布”或“云转布”;“盛饭”得叫“装饭”、“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爱,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格”。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妓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欢“六”,经商的特别喜欢“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欢“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爱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欢。

    三、说一不二

    都不怎么喜欢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耻的人)、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畏缩、犹疑、没指望)、二话(阴阳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跃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欢“说一不二”。

    为什么“二”不招人喜欢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二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方”还是平等或对等的。“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两边”不能说成“二边”,“两面”不能说成“二面”,“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思,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弄得“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感。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感,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对“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于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货”的同义词。“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叭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货。“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时一吊钱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还是整数,因此再减半,二百五。显然,二百五比半吊子还要半吊子,当然是骂人的话。

    二毬货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骂人,在各地方言中屡见不鲜。为精神文明计,恕不一一列举。问题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么坏东西,没有它,人也不成其为人,为什么竟然成了骂人的话?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显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没有的是头,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许多方言中也叫“老二”,还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说,也只能拐弯抹角地说。连带性器官,也决不能“抛头露面”,而且永无“出头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头”,更加窝囊。于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连来月经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见了女人的经血则叫“倒血霉”。其实性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为,没什么不祥和可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另方面又受到社会的禁忌和压抑,这就两难。做吧,好像“不要脸”;不做,又忍不住。于是便迁怒于性器官,都怪它“不是东西”,“不干好事”。此种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来骂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们用自己的性器官骂,也用女人的性器官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牵连和委屈似的。

    结果连“老二”、“二哥”也不能随便乱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当武松。如果叫“大哥”,岂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别小看方言,也别小看禁忌,这里面讲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

    同样的性忌讳,各地也不一样。

    北京忌说“蛋”,上海忌说“卵”。北京人管鸡蛋叫鸡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和鸡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实就是黄花、木耳、鸡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说“蛋炒肉”。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操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为什么不能说呢?原来它们常常被用来指男性生殖器,准确地说就是睾丸。睾丸被称作卵和蛋,是一种远古生殖崇拜的遗风,也就是把鸟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与男根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儿从鸟蛋里出来,婴儿从胞衣中出来,便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做鸟,后来又被叫做鸡鸡(英语叫cock),睾丸则理所当然地被叫做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立即就会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xxxx相似,都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和欧洲的阿波罗是蛇,伊甸园里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当然也是忌讳。在远古时代,蛇被叫做“它”(虫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东西”、“那玩艺”、“那家伙”、“那话儿”。就连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讳。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则是鱼和蛙。鱼象征外阴,蛙象征子宫。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让人羡慕。于是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神蛙,她就是女蜗。其实女娲的“女”字是多余的,“娲”也只能读如蛙。母亲是“娲”(或者蛙),子女当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别的,是生命的交响。

    鱼和蛙都是多子多孙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鱼又更受欢迎一些。因为“鱼”谐音“余”(餘)。鱼本来就象征着饶多,又和表示饶多的“餘”同音,也就特别为中国人所宠爱。逢年过节,送一幅“莲莲有鱼”(莲蓬、鲤鱼、大胖娃娃)的年画,说一句“年年有余”的祝词,谁的脸上都会笑成一朵花。

    这就奇怪。鱼、蛙、蛇、鸟,都是生殖器宫的象征物,为什么鱼和蛙吉祥,鸟和蛇忌讳?中国历来重男轻女,为什么这回重女轻男?难道一个男子像鸟一样多卵,像蛇一样坚挺,不是一件很幸运很值得骄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视为下流无耻不可。

    原因也很简单:生殖与性有别。生殖是一件体面的事,不但用不着遮掩,反倒应该大张旗鼓。因此枣、栗子(早立子)、花生(花着生)、莲子(连连得子)都是婚礼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有的地方还要特地做夹生饭给新娘吃,还要问她“生不生”。鱼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征,当然百无禁忌。何况蛙的这种象征意味已经被淡忘了,鱼又有了“富余”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征意味虽然也被淡忘,但蛇毕竟是凶恶恐怖之物,也就不会有人喜欢。何况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还恨呢!

    鸟就不一样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男人并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说过,性,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既不能公开做,也不能公开说,因此“性交”就像“死亡”一样,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比如上床、睡觉、亲热、温存、苟且(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在一起、干那事、发生关系、夫妻生活、两个人快活等等。时下流行的说法则是“做爱”。“做爱”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以为可以得诺贝尔奖。它不像“云雨”那样古奥,也不像‘旧”、“操”那样粗俗,又不像别的说法那样有歧义,而且还多少有点味道,难怪大受欢迎。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肮脏下流,性器官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带“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语。

    其中最毒的是“王八蛋”。王八就是忘八,意思是“孝佛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至少也是忘了第八个字。最典型的“王八”是那些让老婆当妓女,自己坐在旁边数钱的男人。这种人也叫“乌龟”,因为乌龟在俗话中也叫王八。其实王八不是乌龟,而是鳖。鳖又叫甲鱼、团鱼,和乌龟形状差不多,大家也就混为一谈。所以“鳖孙子”也是骂人的话。意思相同的还有“龟儿子”和“兔崽子”。古人说那些纵妻卖淫的家庭,有两句诗:“宅眷多为掌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老婆成了“掌月兔”,她和嫖客养的私生子当然就是“兔崽子”;老公成了“缩头龟”,则其子不管亲生私生,也都是“龟儿子”。所以龟儿子、兔崽子也就是王八蛋。你想,“王八”已不是东西,“乌龟王八蛋”还能是玩艺吗?

    结果,连鸡蛋汤也不敢说了,只好说成“木择汤”。

    其实,“鸡”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你说一个女人是“鸡”,她非跟你拼命不可,因为“鸡”与“妓”谐音,所以妓女叫鸡,暗娼则叫野鸡。有鸡就有鸭,鸭,指那些为女性提供色情服务的男子。一个地方,如果“鸡鸭成群”,那就是“黄色架步”了。“架步”是粤语,指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主要流行于港澳地区。北方就不这么说。北方叫“停机坪”和“炮楼子”。因为“机”与“鸡”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缔黄色架步,在民间就叫“端炮楼”。

    五、蜜与屉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排泄叫方便,婚外通奸叫“有了外遇”(如果是妻子与人通奸则叫“红杏出墙”),出入青楼叫“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则叫“花柳缠身”)。其实花柳何辜?只因为人要“塔布”,便无端背此恶名。事实上,当人们使用“拈花惹草”或“风流罪过”一类说法时,往往也就在暗示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或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

    不过时代不同了,体面不体面的也有两说。婚外性行为过去在北方叫“乱搞”,在上海叫“轧拼头”,甚至还有叫“偷鸡摸狗”的。现在没人说了,谁说谁老土。你想,现在都是什么观念?“男人没情妇,就是没财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爱,当然是没能耐;而人家两个人自己愿意,又“关侬啥事体”?所以,犯不着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破鞋”、“拼头”的,干吗呀!葡萄酸是不是?

    新的说法是“泡妞”、“小蜜”。蜜,指情人、女朋友,也叫“咖啡伴侣”。当然,她并不光是陪你喝咖啡。至于还陪什么,那就看你的魅力和双方的交情了。但不管交情到什么份上,也是“蜜”。女朋友为什么叫“蜜”呢?因为她们都是小姐,也就是“密斯”(miss)。密斯也可以翻译成“蜜斯”,简称“蜜”。蜜,有甜蜜的意思,比“密”更好,尽管“密”有秘密、亲密的意思,也不错,但想来想去,还是甜甜蜜蜜吧!

    蜜也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小蜜”。小蜜不是“小密”(小密斯),反倒有可能是“小秘”(小秘书)。秘书有大有小,大秘管工作,小秘管生活;大秘居间调停,小秘陪进陪出;大秘多半是头脑清晰的男子,小秘多半是善解人意的丽人。日久生情,结果“小秘”往往会变成“小蜜”。

    并非随便什么人都有秘书。对一般人而言,小蜜也就是小妞。中年人泡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固然是“小蜜”;小伙子跟一女孩起腻,也能管人家叫“小蜜”。反正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婚前婚外,是女朋友就叫“蜜”。由此及彼,又有酒蜜(陪酒的女朋友)、军蜜(现役军人的女朋友)、磕蜜(追女朋友)、嗅蜜(找女朋友)、扎蜜(泡女朋友)等词。这些都是北京人的发明。推广到外地的,基本上只有“小蜜”。

    和“蜜”不同的是“喇”。“蜜”做男人的“咖啡伴侣”,绝大多数只是想玩玩,享受一下自己经济条件达不到的物质生活。她们的男朋友相对稳定,接受馈赠也和“喇”的“工资”有本质区别(参见《北京青年报》1988年7月26日)。也就是说,“蜜”是讲感情的,即便那爱情带有游戏成分。“喇”则完全冲钱而来。她们叫做“喇”,就因为“喇”和“拉”同音,也就是在你的钱包上狠狠拉一道口子。送上门来的冤大头么,不宰白不宰。

    介乎“蜜”和“喇”之间的是“傍家”。傍家,本指相互依靠、陪伴的朋友、伙伴、帮手,比如“咱们和桑普公司也是傍家儿”,也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伙伴”。参加这种合作、协助、辅佐就叫“加傍”,断绝这种朋友、伙伴、帮手关系则叫“撤傍”。如果把自己的“傍家”介绍或转让给别人,就叫“发”。不过这“发”可不是发财的发。即便不是发配的发,至少也是发货的发。说得体面一点,也可以说是发“伊妹儿”的发。

    被款爷们“发”出去的“傍家”多半是他们的“女朋友”。事实上“傍家”一词如果用于同性之间,多半指的是“哥们”、“姐们”;如果用于男女之间,指的就是情人了,和“蜜”差不多。但我们可以说某男和某女是“傍家”,却不能说某男是某女的“蜜”。还有一种“专业傍家”是专门“傍大款”的。“傍大款”当然是冲着钱来,不过当真“傍”上了也讲点感情,不像“喇”宰一刀是一刀。然而那条件也高得多。心气高的,还要先看是“美军”还是“皇军”。如果是“国军”,门儿都没有。

    这就说到钱了。钱这玩艺,也是要忌讳的。钱不是好东西吗?怎么也忌讳?钱当然是好东西。金钱虽然并不万能,没有钱可是万万不能。但并非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忌讳,好东西也不能随便说的。随便说,弄不好它就没了。再说,钱这玩艺,毕竟有些“铜臭”。文人清高,就改“钱”为“泉”。“泉”多好呀,高山流水的,拨算盘也成弹古琴了。其实,上古时代就称钱为泉,也叫“泉布”,意思是“流行如泉”,或“藏如泉,行如布”,也就是“通货”,与“高山流水”的雅兴没什么关系。

    老百姓没这么多穷讲究,却也记得“财不露白”的古训,因此能不说就不说,要说也得换个说法。于是有叫“铜钿”的,有叫“票子”的,还有叫“麻脑壳”的。北京则叫“屉”,也叫“页子”(指纸钞),“钢蹦”(指硬币)。搞钱、弄钱叫“搬”,数钱叫“点张”。这些原本都是黑道上的说法,现在也都普及了。

    钱数也有种种说法。具体说来,一元叫一分,十元叫一张,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吨,一万元叫一方。比如“被人搬走了半方外带七棵半”,就是五千七百五十元落进了别人的腰包。方,是万字出头,也就是“万”;吨,是一千公斤,也就是“千”;棵,是白菜一棵,也就是“百”。至于一元是“分”,十元是“张”,一百元是“一个数”,则不过是不把钱当钱,显得财大气粗,拔份儿罢了。此外还有大团结(十元)、工农兵(五十元)、四老人(一百元),都是因人民币票面图案而得名,其他地方也有这么说的。如果是外汇,则另有一说。美元叫美子,日元叫老日,港币叫港纸。三方老日,六吨港纸,九棵美子,也就是三万日元,六千港币,九百美金。它们也都是“屉”。只要有“火红的屉”,就不愁没有“巨洒的蜜”(极其漂亮潇洒有风度的“女朋友”)。

    六、口彩

    有钱,就有挣钱的人,捞钱的事。

    钱多的主叫“款”,也叫“大款”、“款爷”。钱少点儿的,叫“款哥”、“款姐”。挣钱多的活则叫“页子活”。不是“款”也不是“腕”,又没“页子活”可干,还想过上“幸福生活”(不是贫嘴张大民的那种),那就只好自个儿想办法了。于是有“练摊”的,有“蹭饭”的,有当“托儿”和干“走合”的,还有切汇、抄肥,黑了心宰人的。“练摊”就是摆个小摊儿挣俩小钱,“蹭饭”就是厚着脸皮不花钱白吃白喝,“托儿”就是冒充顾客帮着雇主推销东西(往往是假冒伪劣),“走合”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牵线搭桥利用差价牟取好处,“切汇”就是在外汇交易中扣下一方应得的部分款项,“抄肥”就是看见有油水的买卖就捞他一把,或者拦路打劫,半道里把货截走,北京人称之为“驴叼夜草”。反正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扎款”(搞钱)。人不为己,谁肯早起?为了“巨洒的蜜,火红的屉”,礼义廉耻什么的也就顾不上了,哪怕是“杀熟”(坑亲朋好友),也“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当然很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但不管怎么说,钱,总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恭喜发财”之类的话,大家也都喜欢听,尤其是逢年过节。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道“坎儿”,所以也叫“年关”,不能“过不去”。不但要“过得去”,还要“过得好”,因此得说吉利话,不能犯忌讳。不小心犯了,也得文过饰非。比方说,打碎了东西,是忌讳的,解决的办法则是赶紧说“岁岁平安”或者“越打越发”。

    吉利话叫“口彩”,也叫“意头”。广东人最讲“意头”。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是逢年过节非吃不可的,好不好吃都要吃(近年因环保则改吃生菜,意谓“生财”)。粤语“橘”(桔)、“吉”同音,年前便家家户户都要从花市买回一盆金橘。又是金,又是吉,自然吉利得可以。近年的习俗,是有人来拜年时,送礼待客之物,除了橘子,还有苹果,意思是“吉利平安”。闽南一带也这样。

    年糕则是南方许多地方都要吃的,江浙一带更是年夜饭的头一道,意思是“年年高升”。台湾吃鸡,因为台湾闽南话“鸡”、“家”同音,吃鸡就“发家”。闽南吃萝卜,因为闽南话萝卜叫“菜头”,吃萝卜也就是吃“彩头”。有些地方大年三十晚上要烧芋头吃,意思是“遇头彩”;亲人出门上路也要以此饯行,意思是“遇好人”。

    北方过年吃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本来就很吉利。北方人还嫌不过瘾,又管饺子叫“元宝”(至少过年时得这么叫)。饺子煮在锅里,如果不小自煮破了,不能叫“破”,得叫“挣了”。挣了元宝,当然是好事,因此也吉利。

    吉利是大家都喜欢的,倒霉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倒霉在粤语中叫“衰”,它同时也有缺德、讨厌的意思。比如“边个咁衰,整到呢度咁污糟”,就是“谁这么讨厌(或谁这么缺德),弄得这里那么脏”。不过同样是“衰”,语气也有轻重。衰公、衰婆、衰人、衰神、衰鬼豆的语气较重,有下流坯、下贱货、坏家伙、倒霉蛋、讨厌鬼等意思;衰仔衰女的语气轻一些,多半指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和女孩。但不管怎么说,衰,不是好事。

    为什么“衰”就不好呢?因为“衰”有衰落、衰退、衰减、衰弱的意思。你看和“衰”字沾边的,哪有什么好词?不是衰败、衰竭、衰萎,就是衰老、衰朽、衰亡。难怪广东人要讨厌“衰”,或把讨厌说成“衰”了。

    和“衰”相反的是“兴”。兴,意味着兴盛、兴旺,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兴,在方言中就还有两个意思,一是允许,二是或许。的确,运气这东西,是兴来兴不来(可能来可能不来)的。倒霉的事,大约也是兴来兴不来的,哪能因为我们讲忌讳,讨口彩,就一定会来或一定不来呢?

    忌讳和口彩的兴衰,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