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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拉西扯




更新日期:2021-08-28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做“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穀)。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糙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值,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苔、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二、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笙模(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唬拍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领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患、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三、佛国梵音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罗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之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迎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圆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语”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梁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饭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朽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微“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う,是吴音;京师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不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a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磺;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伽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译,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字,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m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做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扯西拉”。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比如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说活该,就说“现世现报”;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这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

    “世界”也是。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可见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这个现成的老词。

    不过佛法虽然无边,菩萨们也都神通广大,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们怎么说话,所以“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六、引进与发明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天堂和地狱,就像历史、现实一样,是专门为了翻译外文造出来的新词,而且译得满是那么回事。地狱是地下的监狱,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狱,天有堂,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这大约也是发明“西天”一词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就说罗汉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罗汉豆就是蚕豆,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其实叫将军肚是不对的,将军们如果一个个都腆着个大肚皮,怎么打仗?叫老板肚也有问题,现在大老板都懂得养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板。叫罗汉肚就更不对头,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么会吃出个大肚皮来。也许叫宰相肚还合适,“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宰相的肚子应该是很大的,只可惜能当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当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车的人多。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娣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搪);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E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a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for,洋泾浜则称作b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装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比如英语中的tea,便是闽南话“茶”的音译,法语和德语也是(俄语和日语中的茶则是北方方言的音译)。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可见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东拉”。

    拉拉扯扯之中,难免以讹传讹。比如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说也罢。